“后来，大概是一九九〇年，我又一次参加了香港召开的关于章（太炎）黄（季刚）研究的学术会议，再次见到了潘先生。这一次，他交给我一份他论文手稿的复印件，请我转交任半塘先生。原来，有一首敦煌的曲子《柳青娘》，最后有三个字，在敦煌卷子的缩微胶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漆黑，字迹无法辨认，很多人的论文引用这首曲子时，没有这三个字或用三个方框代替。但是，在潘先生发表的论文里，引用这首曲子时，这三个字，明明白白地写成了‘伴小娘’。任先生在《敦煌歌辞总编》里提出了质疑，认为潘先生是用某种方法把它显现出来的，指其学术态度不老实，要潘先生向世人交代。潘先生让我转的这篇论文，就是回答‘伴小娘’这个质疑的。任先生原来在四川大学，这时候到了扬州师院，所以我无法当面交给他，只能通过邮寄的方式。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英藏敦煌文献，于是请他们把有关这个歌辞原件的照片借给我看看。从照片看，该曲子最后确实有一团墨迹，但透过墨迹，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伴小娘’三个字。潘先生是因为在伦敦亲眼看了原件，所以看清楚了‘伴小娘’三个字。那么这桩公案当然就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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