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先生写《苏轼十讲》，其中一章关于乌台诗案。这是我见过关于苏轼的通俗读物中，把这个问题讲解的最为详细的一本。

乌台诗案的背景，每个细节，各方表现，卷宗如何被公众发现，与卷宗相关的书籍都有哪些，哪本不值得信赖，哪本更可靠，判断依据是什么。细细写来，每一处都令人信服。

朱刚虽然研究苏轼，但他没有粉丝心态，是站在一个研究者角度去呈现。如果你是苏轼铁粉，看到这种距离感会惊诧：怎么会这样！但是正因为他“这样”，他写的才更可信。

在朱刚的书里，有详细写乌台诗案始末，从中可以看到北宋司法程序相当先进，审讯流程也较为规范。

苏轼到底有无罪，有多大的罪，负责审讯的御史台，也就是李定之流，认为他其罪当诛，但大理寺审核之后，驳回了御史台的结论，大理寺给出的意见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意思是，以苏轼查明的罪行，该判两年徒刑，但正好遇见朝廷颁发的赦令，他该被赦免。

大理寺的初判令御史台十分不满，甚至恼羞成怒，他们觉得自己白忙活了一场。事件发起者李定等人驳回大理寺的意见，要求皇帝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他的犯罪动机是对陛下大不敬，应该诛杀。

当负责审讯的御史台，和负责判决的大理寺，意见发生矛盾时，负责终审的审刑院就很关键了。从乌台诗案卷宗来看，审刑院的官员顶住了御史台压力，非常鲜明地支持了大理寺的初判，他们的意见是，当维持“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那么从司法角度，苏轼的罪已经被赦免，“被贬黄州”就不是他因“罪”被贬，而是皇帝本人的意见，是在法律之外的人治。

通常大家提到乌台诗案时，会重点讲神宗皇帝如何犹豫，李定如何处心积虑，王安石如何伸出援手，苏辙如何救兄心切，驸马爷如何对朋友仗义，张方平范镇等前辈如何不顾老迈出手相救。

这些固然都是真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是北宋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三权分立，使一个案件的审讯和定案以及复核，是在三个不同的部门。即便有人存心不良，想陷害一个人，大多时间其他部门的官员也能够顶得住压力，给出相对公正的判决。

反而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可以任由喜好改变终审结果。但是皇帝本人的插手，也会被如实记录在案。司法部门这样做的原因，大概也是一种职业操守：虽然我无法对抗你，但我有保留记录的权利。

乌台诗案卷宗流出，使我们可以较为详细看到北宋的司法部门工作流程，这实在也算是意外收获了。

从前，我只记得那些乌台诗案中有名字的人。现在，我看到了这些无名却具备职业操守的司法官员，他们也值得我们给到眼神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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