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说书
话说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给洛阳的炮兵旅长黄永安发去密电，让他马上封锁机场。黄永安却拿着电报，去找祝绍周告密。

黄永安是吉林双城人，保定军校八期炮兵科。因张作霖将新式大炮的大半，都给了张学良的军团，因此黄永安这类科班出身的，大都在张学良手下任职。

张学良对黄永安很是赏识，将他由炮兵连长，一路提拔到旅长。“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去洛阳见老蒋时，专门召见了驻军这里的黄永安，并走动了老蒋的关系，将铨叙上校衔的黄永安，晋升为少将军衔。

在东北军的一众旅长中，所谓的少将头衔，其实是职务军衔，黄永安是独一份的铨叙少将，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他的重用。

12月12日，东北军在临潼捉蒋成功后，张学良给驻军保定的东北军53军军长万福麟去电，让他率部迅速抢占郑州，阻断陇海线。

同时，张学良给黄永安发去密电，让他派兵将洛阳机场封锁，不许让一架飞机起飞，并接应南下的53军。

张学良的构想是，只要万福麟、黄永安行动果断，那么就可暂时保证潼关以东的安全。不想，这两个人，都出了岔子。

万福麟看了张学良的电报后，召集亲信商议，在反复考虑后，绝对拒绝执行命令，采取所谓的“中立”，谁都不招惹。万福麟这么一“中立”，使得“中央军”可以毫无顾虑的从陇海路调兵，向潼关开进。

万福麟好歹没有出卖张学良，只是按兵不动，相比之下，黄永安的性质更恶劣。黄永安自驻军洛阳后，和“中央军”将领们打得火热。

洛阳警备司令兼军分校校长祝绍周的妻子，和黄永安新娶的姨太太李某是手帕交，借着这层关系，黄永安常与祝绍周常有往来，成了酒肉朋友，彼此间称兄道弟。

黄永安拿到电报后，犹豫不决，姨太太李某见状，一把抢过电报，看后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什么呢，快去向祝司令报告啊。”

黄永安本就有这个心思，无非是感到这么做对不起一手提拔他的张学良，姨太太的话如同“催化剂”一般，让他坚定了告密之心。

当祝绍周从黄永安手中接过电报看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这个警备司令有名无实，并不能指挥多少部队，若黄永安执行电报中命令的话，他这会已是阶下囚了。

祝绍周让黄永安回去后，马上召集炮兵旅的主要军官开会，然后将电文内容原文发给了南京的何应钦，这比张学良、杨虎城正式对外公布“西安事变”的时间，早了近十个小时。

黄永安的告密，使得南京这边，第一时间掌握了“西安事变”的部分情况，“中央军”向潼关的调动时间，比预想的大大提前。

洛阳分校有近千东北籍的学生、职员，编为一个教导大队。张学良在电报中，让黄永安把教导大队组织起来，控制分校。黄永安告密后，祝绍周调动分校的警卫部队，将教导大队的人缴械、看管。

由于机场未被控制，在随后的几天，由洛阳起飞的飞机，对西安进行了威慑性的投弹，由于担心伤及老蒋，投弹数量不多，但造成的影响却很大。

黄永安的炮兵旅，辖炮7团、炮兵12团、炮兵大队、重炮17团，前一支是临时划入的“中央军”炮兵，后三支是东北军系统的，部队长为徐德庸、赵云飞、叶筱泉。黄永安担心提早泄露电文内容，这三人会执行，便一直拖到下午四点多，这才将他们叫到家中。

三人到齐后，黄永安谎称他是中午才收到的电报，并说已将内容告知祝绍周。三人传看电文后，面面相觑，执行吧，黄永安已把话挑明，祝绍周有了准备，失去了突然性，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不执行吧，对不起栽培他们的张学良。

徐德庸说：“不管怎样，我们不能回过头来打东北军。”

赵云飞气愤的说：“祝绍周要敢对东北军下手，饶不了他，大不了拼一场。”

黄永安见话头不对，宣布散会。赵云飞刚回到营地，就被祝绍周派人扣押，显然是黄永安通风报信。

处理完赵云飞后，黄永安晚上又在家中召开会议，这次是营长以上军官全部参加。在会上，黄永安提出彻底倒向南京，将炮旅“中央军”化。

参会军官一片哗然，有人质问：“旅长，要是南京让我们炮击东北军，执行不执行？”

黄永安说：“这有什么不能执行的，南京让打那里，就打那里。”

一个营长说：“这不是胡说吗，旅长，你要真这样干，就不拍弟兄们打黑枪吗？”

见众人议论纷纷，黄永安说：“大家回去再考虑一下，明天我们再谈。”

这是黄永安见情况不妙的缓兵之计，第二天，他在祝绍周的协助下，将反对最激烈的几个军官或撤职或扣押。

见祝绍周还是不放心，黄永安又主动让官兵把炮旅的重炮、马匹，全部送到军分校代为管理。黄永安的轻易倒戈，使樊崧甫的四十六军，毫无阻拦的从洛阳乘坐火车开往潼关。

13日凌晨刚过，樊崧甫部先头部队突袭潼关，将防守的二千多东北军缴械。

若万福麟的53军南下的话，就会威胁46军的后方，樊崧甫也不敢大摇大摆的去夺潼关，然而万福麟却另有心思。

黄永安的倒戈、万福麟的坐观成败，使得潼关轻易丢失，局势迅速恶化，张学良、杨虎城面临的军事压力大增。张学良对万福麟、黄永安有提携的大恩，对这两人的翻脸，他是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