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鲁迅# ：周氏兄弟大打出手为哪般？（下）

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决裂之前，感情及其融洽和睦，在决裂的前几天“两弟兄还把书抱进抱出，高高兴兴商量着写文章，做学问……这样要好的弟兄，却突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即使亲如两人的母亲也想来想去，不得其解。（据俞芳回忆录《太师母谈鲁迅兄弟》）

决裂前夕还商量着写文章，做学问，还一起发表译作，决裂的原因既非感情不好，亦非观点相左，那么就只剩下一个最有可能的原因，也就是经济了。

周作人在绝交信里提到“蔷薇色的梦”，其实也是三兄弟的梦想。“他们三兄弟很早就决定，长大以后永不分家，决定老大老二将来工作的薪金，大家合用，不分彼此。”（俞芳回忆录《太师母谈鲁迅先生》）因此，三兄弟决定卖了绍兴祖屋，再加上鲁迅和周作人的几年积蓄，最终买了八道湾巨宅，一大家子迁居北京，圆了这个“蔷薇色的梦”。只是好景不长，先是周建人南下上海工作，然后是鲁迅和周作人决裂。“蔷薇色的梦”就此破灭。原因其实就是经济问题。虽然两人对此都没明确说明，但从亲人好友的言论中可以推测出。而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却是经济问题中最关键的人物。

鲁迅作为长兄，一直都极端爱护二弟和小弟，也为这个家族无私地付出，但鲁迅后来对信子的持家方式是有意见的。
鲁母曾经对与周家交往密切的俞芳说过：“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羽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借贷，是不好的。”（俞芳回忆录《太师母谈鲁迅兄弟》）

决裂之后，鲁迅虽然受伤严重，甚至肺病大发作，延绵一个多月才康复，此后也从未公开非难周作人，但或多或少也曾对陪伴在身边的伴侣或密友透露过。他就曾对许广平倾诉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到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回来的，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许广平《所谓兄弟》）

三弟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也提到：“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请了很多工人服侍，“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如果说，许广平和周建人因某些原因，与周作人有矛盾，肯定在冲突中是站在鲁迅这边的，所写的文章有自己的倾向和立场。那么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作为第三方的鲁迅和周作人的朋友的说法。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里也提到：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化一个的，尤其他那位夫人。”

既然是羽太信子管家，那就意味着她掌管家里的经济大权，鲁迅劝周作人，其实也就是在规劝他的太太，“进一个化一个的”当然指的也是羽太信子。最终鲁迅也就明说了，“尤其是他那位夫人”，说明羽太信子的铺张浪费已经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鲁迅当时明明是高薪一族，本可以不为经济发愁，而安心著书论文，却因羽太信子持家无当，而落到月月亏空，四处举债的地步。翻看鲁迅1920年的日记，真的是每个月都有借债的记录，有时还得向好几个人借。再翻看鲁迅1919年之前的日记，虽然那时赚的没有后来多，却几乎没有借款的记录倒是有经常借款给朋友的记录。赚得多了，却从债权人变成债务人，差距何其大。虽然说，鲁迅买完房子，迁居北京之后，由于北洋军阀的黑暗，连年军阀混战，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公务机关开始欠薪，教育部和学校也都不例外。鲁迅家经济状况的恶化，也有部分原因在于此，不能全部归结到羽太信子身上。但如果当家的羽太信子能勤俭持家，规划得当，量入而出，凭两兄弟高于当时一般人十多倍的薪资，也不至于到四处借贷，入不敷出的地步。对于羽太信子的持家，如果周作人也能规劝，而不是息事宁人，放纵不管，周家也不会因此陷入如此困顿不堪的境地。因此，家庭的经济危机，羽太信子持家无当，负有一定的责任，而周作人也没有承担起自己规劝管教的责任。

因此当一个大家庭出现经济危机时，矛盾和问题就出现了。一个想继续挥霍享受，一个却屡屡规劝。章廷谦（即川岛，是周作人和鲁迅的共同朋友，鲁迅从八道湾搬走后，章曾经搬进去住了一段时间，鲁迅取书和周作人发生冲突时，章曾经在场。这里说明一下，在兄弟怡怡第一篇中，提到周作人曾经拿起铜狮子香炉砸鲁迅，幸而被人抢下，没砸中。就是章说的，所以又比较可信。）后来也很直白地说过矛盾的焦点“主要是经济问题，她挥霍得不痛快”。所以直接矛盾的主要在鲁迅和周作人太太之间。鲁迅在决裂之后，1924年9月份曾经写过一个短文：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朾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后被以《<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之名编入《鲁迅全集》）

这段其实叙述的就是上次去八道湾取书的事件。鲁迅的藏书及收藏没能全部取走，落在盗窟里，被抢夺了，因此也没能完成《越中专录》。署名是“宴之敖者”，鲁迅曾经对许广平解释过这个笔名的含义：“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来的。”

因此兄弟决裂，不过是鲁迅和二太太矛盾爆发的一个结果。

虽然周作人对决裂的原因一幅讳莫如深的样子，在绝交信里说什么“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一幅自己深受委屈的模样，彷佛鲁迅该承担所有的罪责。待鲁迅莫名其妙，要求对质时，却又不给机会。在晚年写知堂回想录时，也提到这个，却说“不辩解”。那么绝交信里说，“我昨天才知道”，应该就是羽太信子在他面前说的事，是什么事呢？却又含糊其辞。那么羽太信子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事，竟直接导致兄弟决裂，后来鲁迅又招致他们夫妇俩的“骂詈殴打”呢？郁达夫说：“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个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不敬之处。”（《回忆鲁迅》）章廷谦也说过：“周作人老婆还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还在他们卧窗底下听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实际上，窗前不但种满了花木，还有一条土沟。可以推想而知，羽太信子在周作人面前是如何说鲁迅的不是了。

这当然是造谣。从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以及最后相爱的故事中，可知，鲁迅是对另一半有精神上的要求的，绝对是欣赏有才华而独立的女性。羽太信子既无美貌，又无文化，加年近四十，鲁迅无论如何不可能对她有想法吧？退一万步说，鲁迅要对女人有想法，他身边接触的青春而又有才华的女性有好几个，其中也不乏对他心怀爱慕，哪个不比羽太信子更有可能性？更何况，她还是鲁迅曾经最爱的二弟的太太。周作人对其兄长的人品不可能不知道，却就这样不沟通，不调查，也不给鲁迅沟通的机会，听信谣言，然后写了这么一封奇奇怪怪，含含糊糊的绝交信。鲁迅评价周作人一个“昏”字实在是很精确的：“周作人颇昏，不知外事。”（虽然这个昏字在信中是评价他别的事情，但其实挺精准。《鲁迅景宋通信集》第一五五封信）

周作人的“昏”，加上羽太信子的肆意破坏，这桩因家庭经济矛盾引发的兄弟决裂事件，使得三兄弟永不分家的美梦破裂，从此兄弟怡怡变成兄弟参商，此生永无相见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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