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83
【📖】看见之前有人投稿房思琪和弱女叙事让我产生了一些延伸出的迷思…

有时候我觉得去讨论受害者是不是弱女（或者对她经历的陈述是否是弱女叙事）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弱女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指控，即女性的受害和被压迫源于她们不知反抗或者不敢反抗，源于她们的懦弱和缺乏主观能动性。被视为弱女的受害者在评判者的眼中注定是不完美的，而在现如今不完美受害者经常遭人误解和“噤声”的时代，这种行为莫过于给舆论递出一把刺向受害者本人的刀。

“强弱”之论很多时候会变成一种滑坡谬误，受害者被定义为弱女，然后逐渐被异化成缺乏主观能动性的客体，更或者是“背叛了其他在反抗的女性”的伥鬼。

我想起以前看秋瑾写的《精卫》。秋瑾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女权作家之一，可是她依旧全盘忽视、否认了主角的母亲在家中的一切劳动和工作（如纺织、打理家务、甚至包括怀孕生产（reproductive labor））。秋瑾把这个母亲完全放在了思想觉醒的、自力更生的女主角的对立面上。她是懦弱的、缺乏力量的，她被压迫却自甘堕落，我在秋瑾的笔下看不出一点对她的共情或者理解。而同时代的其他女权作家也同样认为女性之所以无法摆脱枷锁，是因为她们不事生产、不接受教育也没有能力挣钱，哪怕实际上很多江南的女性都以纺织来补贴家用。

这种叙事乍一看没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要求一个人去“强大、坚定”地反抗或者呐喊本来就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想法。在这种框架下，女性有可能被非常二元化地分作：（1）觉醒的人（2）未觉醒的受害者，而受害者要么是没有能力/不愿选择反抗的客体，要么是和父权同流合污的伥鬼，但反正不是拥有主体性的“人”。

但实际上，女性遇到的这些困境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结构性压迫，而她们对这些困境能做出的反应/反抗也会被大社会环境下的教育规训和有限的资源限制。已婚的、养育着孩子的精卫的母亲很难脱离她的家庭、忘记她从小接受的礼教教育；百色的女孩无法逃避小城镇对女性性骚扰受害者的偏见，也很难挣脱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所带来的失权；故事里的房思琪和故事外的林奕含也是如此。

更何况，一些被批判为弱女的行为，比如不去报警、隐忍不发、或者对压迫者表现出一些理解甚至共情，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受害者们在评判过环境后作出的主观选择，而不能被简化成一味忍让助纣为虐的“弱”。与虎谋皮有时候是无奈中保全自身或者谋取权力的唯一手段。精卫的母亲和很多其他女性选择维护这个家庭的稳定，顺从这个“封建父权”的体系甚至勤勤恳恳地为之无薪劳动，也是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在这个体系里获得更多的话事权（题外话：有关女性在中国古代父权家庭中如何通过表演顺从来获得权力，可以去看《三寸金莲》系列里历史学家高颐彦的分析）。而现代许多女性受到xsr甚至侵犯后不报警，也不是因为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弱小，而是因为社会环境对受害者指指点点却对犯人轻拿轻放，她们想不被人戳脊梁骨地活下去而已。这样的决定诚然无奈，但是站在她们的角度其实是能被理解的。

别人把伤口撕开给你看，已经是比沉默要洪亮的反应，你却还说出这本书过度“强调了性侵对女性的伤害，会对女性造成惊吓”，何其傲慢啊。与其试图改变或者批判受害者的反应，不如为惩戒和批判加害者添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