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今天的建筑业，已经高度机械化和工业化了。然而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分工越来越细，大规模流水线作业对个人的技术依赖性越来越低。以前是精雕细琢，现在开发商最大的追求是速度。越早建成，越早卖钱。包工头老李在建筑行业干了十几年了，他对这个行业了如指掌，他感慨说，现在中国人盖房子已经不顾及客观规律了，国外要建五年的工程，国内只要不到一年就竣工。现在盖楼的速度是平均5天一层，刚浇注的混凝士还没有凝固好，第二层就上去了。工程一动工，开发商就急红了眼，恨不得第二天就把房子盖好。工地上几乎每天都在赶工期，上边催下边，一层压一层，最后压到工人，老板恨不得用鞭子抽着你去干。在分工高度细化的情况下，工人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劳动力的竞争从技术的竞争转移到体力的竞争。老板最需要的是手脚麻利、年青力强的年轻人，年纪大的人则面临着随时被淘汰的威胁。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成书之后，学者们受其启发常常会关注工人日常的反抗。怠工和偷懒是最常见的反抗方式。工人都很机灵，他们也试图去偷懒，让疲劳的身体活得短暂的休息。这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但这种反抗不能被无限夸大。事实上，资本比工人更狡猾，资本会利用各种手段把工人最后一滴血榨干。建筑工人通常是日工，干一天拿一天的工钱，但精于算计的老板依靠带工为每个工人安排了任务量，不完成也不行。工人们都想着早点干完，多挤出一点休息时间，所以会拼命往前赶，开始了“赶工游戏”。他们也知道这样做只会让大家都累，但“谁都想早点下班，一开工就收不住了。”“今天安排三个人干这些活儿，你觉得干不完，就拼命干，结果到四五点钟就干完了，工头看见了，第二天给你安排两个人，你说这咋能干完啊？你又拼命干，结果又完成了。”这种管理方式把工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他们创造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奇迹，他们不敢相信自己能完成这么大的任务量。在工地上，是带工帮助老板给每个工人分配任务。一个钢筋工告诉我们，经验丰富的带工已经把每一道工序精确安排，据此计算出最大的工作量，确保每个工人都能发挥到极限。在工作的时候，工人是一口气都不敢喘，只想着把活儿干完，早点休息。对于那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年轻人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他们的技术已经失去了价值，不得不去和年轻人拼体力。工人忙起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能本能地去完成每个动作。劳动过程已经严重异化了。

不仅如此，工人与他们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之间也严重异化了。老张是个瓦匠，是我们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遇到的资格最老的建筑工人。他从1970年代就出来打工了，一直在北京搞了30年建筑。老张已经数不清自己盖了多少楼，他是看着北京城一天天长大的，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他向我细数哪栋楼是什么时候建的，哪条路是什么时候修的。在北京打工三十多年了，他熟悉城市的每一个地方，他把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城市，但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城市的生活，他亲手建起数不清的高楼大厦，自己却没有一块儿歇脚的地方。

在建筑工地上，像老张这样的技术工人一个月能够拿到两千多块钱，相对于其他行业的农民工来说，这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但这笔钱需要支撑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他辛辛苦苦积攒一辈子也不可能买上一套自已亲手盖的房子。一个工人向我们讲，他现在盖的房子都是给富人们盖的。按照现在北京的房价，他们盖的房子一套至少要100万，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一个工人说，在阜成门工作的时候，老板告诉他，他现在盖的房子2万块钱一平米，他一年干下来的工资还不够买脚底下站的那块儿地。还有一位工人说，他在北京十多年了，自己干的活儿积累起来都够一栋楼了，但他要想在城市买一栋楼，不吃不喝，等到儿子孙子也买不起。他回忆说有一年他们100号人，一季度盖了10栋楼。当工人盖好了房子，想进去看一眼，门口的保安把他们拦住。对不起，这里已经不属于你。提起这些伤心的往事，工人们都黯然神伤。

在北京的工地上，很多工人来北京十来年了，他们亲眼见证了城市的扩展。刚来的时候三环还没连起来，现在四环都已经连成一片了。他们感慨着城市的发展速度，自己就参与其中，多少感到骄傲，但这份骄傲很快就变成了失落。不管城市如何繁荣，他们都只能徘徊在边缘，城市里永远不会有他们的位置。我们还遇到过很多参与过奥运场馆建设的工人，他们因为能参与这场奥运盛会而骄傲，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亲身参观自己亲手建起的大楼。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位鸟巢设计者的摄影集，在几年的时间里，他用照相机记载了鸟巢建设的整个过程。这位艺术家看鸟巢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但是，这份影集上没有一个工人。也许鸟巢的设计会因为其后现代的造型在艺术史上和建筑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或许奥运会真的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空前绝后，多年之后还会为人津津乐道，但这里面都没有建筑工人的影子，这座建筑、这座城市和他们无关。甚至这场盛会和他们也没有多大关系。

——《⼤⼯地：建筑业农⺠⼯的⽣存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