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泡沫破裂后，菲利普斯曲线斜率显著趋平。通缩环境下，企业普遍冻结名义工资而非直接降薪掩盖了雇佣调整能力低下的事实；企业通过裁员或扩大非正规雇佣来应对经济压力，削弱工资对失业率的敏感度，限制青年劳动力的长期职业发展机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分化；失业者再就业率持续低迷，长期失业不仅使个人工作能力退化，也削弱着雇主对其雇佣的信心，还侵蚀整体产业升级的潜力；终身雇佣使企业更倾向保留现有员工，加班文化和强制薪资结构使过劳与生产效率停滞的恶性循环强化企业内部的阶层分化。
收入差距的长期持续扩大是当时日本的另一特点。泡沫经济崩溃不仅引发收入差距的扩大，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崩盘使财富损失集中在中产阶层；老年人拥有更多资产，其财富损失较大，但消费需求下降相对有限；高杠杆购入资产的家庭在崩盘后承受巨额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在高储蓄文化下加剧消费的萎缩，甚至挤压下一代的经济机会；年轻人本身资产积累较少，既承受着失业的压力，还失去了从资产升值中获益的机会，代际不平等进一步放大。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整体上的不平等，消费差距的扩大早于收入差距，反映终身收入和资产配置差距的扩大。
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反映劳动力供需和工资水平的差距，经济高速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地区间的各差距；泡沫崩溃后，地区间差距大幅扩大，甚至超过泡沫崩溃之前。公共投资的增加、区域政策性放权等都可以对地方就业起支撑作用，调节一些结构性问题，但其中很大比例流向了基础建设，这些集中在既得利益相关地区的投资未能有效匹配地方经济复苏的实际需求，反而加剧财政赤字问题；企业与地方的深度联结使中央试图推进的改革面临巨大阻力，产业升级滞后使技能错配问题长期存在。尽管缩小地区差距的手段多样，但其效果边际递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泡沫破裂后，年轻人就业问题的根本是劳动力需求不足。制造业外迁与服务业低端化压缩高质量岗位的供给，尤其是低学历者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和非正规就业的固化。宽松教育改革实则加剧教育资源的私有化，高收入家庭通过补习班强化优势，普通家庭子女更易陷入低技能就业陷阱。经济衰退期间毕业的一代，如果毕业时未能获得正规全职工作，会降低随后几年获得正规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居高不下的非正规就业比例加剧代际贫困的传递。尽管老龄化推高老年人口的比例，但年轻群体的终身收入预期和资产积累能力持续恶化，这使贫困率上升更为明显。经济衰退期入职的群体，即使经济复苏后也难以重返正规就业轨道，导致终身收入与职业稳定性双重受损。
非正规雇佣的普遍化挤压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失业保险与最低工资标准未能有效惠及这些劳动者；女性需要在家庭与职场间二选一，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表面维持的就业率不改变贫困与社会保障缺失的现实。此外，在阶层流动性较小的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下降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真正原因，老年群体贫困率的上升相对较低也反映该社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