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一场血案令曾国藩一生奋斗化作春风。】#历史那些事#

1870年的4、5月份，天津城内发生了多起婴幼儿失踪案，小孩儿在家门口玩着玩着就没了;到了6月份，法国天主教徒开设的望海楼教堂的育婴堂又莫名其妙地死了几十名婴儿。正在大家狐疑的时候，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被抓住，她说她用来迷晕小孩子的迷药是一名叫王三的中国天主教徒在教堂西侧铁门口给她的。这一下子，天津市民的怒火马上被点燃了，大批民众到教堂门口示威。
当时清朝在天津处理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是崇厚，此人那时候还没进监狱，正是官运亨通的时候。他带着人来了个三堂会审，结果既没找到王三，教堂西边的大门也不是铁门。换句话说，武兰珍可能撒谎了。崇厚只能给法国人道歉，然后打道回府。
可是天津市民不买账，他们一不相信洋人，二不相信官府，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脑袋。于是，上万人开始围困法国教堂。
法国教士们没办法，只好又求救于法国驻天津的总领事丰大业。丰大业是一个急脾气，先是找到崇厚，咆哮着让祟厚派兵镇压天津市民。崇厚倒也不是不想派兵，可是丰大业这么颐指气使的，这个满洲贵族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了，就当场拒绝;于是丰大业对着崇厚家里的花瓶开了几枪，扬长而去，花瓶的碎片却把崇厚的脖子划出了血。
出了门的丰大领事又找天津知县刘杰派兵，刘杰表示无兵可派，丰大业再次拿出枪来，一枪把刘杰的管家高升当场打成重伤。
丰大业枪击崇厚是在崇厚的府里，枪伤高升则是在教堂外的浮桥上，上万名天津百姓正在热血沸腾地喊口号，回头一看，洋鬼子竟然向知县大人开枪。这还了得!这一下，丰大业算是捅了马蜂窝。
后果相当严重: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当场被人活活打死;之后，已经完全失去理智的老百姓冲进法国教堂，残忍地杀死了里面的几十名教徒、修女和工作人员。不仅如此，天津城里的法国领事馆、英美的基督教新教教堂、俄国的东正教堂、西班牙的天主教堂，以及来旅游度假的外国游客，全都倒了大霉，建筑物被焚毁，财物被抢，人被杀掉。
可想而知，无论在什么时代，这种事都是必然惹起轩然大波的国际纠纷;更别说1870年，在外国人眼里，大清朝廷可谓一钱不值。6月24日，法国第三舰队、英国第五舰队开到天津，美、德、意等国军舰也向天津集结，七个国家的公使，以法国为首，向清朝总理衙门强烈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
慈禧的办法很简单，让直隶总督曾国藩去处理，让两江总督李鸿章协助办理。
曾国藩嘴里说着臣遵旨，心里面怕是一边骂娘，一边害怕，他甚至在去天津的路上，写好了遗嘱，买好了楠木棺材。曾国藩这一生，多次自杀，多次写过遗书，整个就是一个抑郁型性格;而李鸿章根本就不露面，反正就是一个协办的，一切都是您曾大人做主。
这事儿的确不好处理，想让洋人满意，一定要杀一群中国人;可是这么做，中国老百姓又岂能答应，政坛上的敌人又岂能不借机闹事?
思来想去，曾国藩最后的结论是，“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这事就怪天津老百姓，然后又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于是他按照这个逻辑，抓了80多人，其中定为死罪的20人，流放的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都被革职流放，一共向各国赔付46万两白银。
以当时的情势而论，这个判决并不算太严苛。毕竟育婴堂的事查无实据，而烧杀抢掠这样的事，无论受害的是哪国的民众，加害者都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消息传出去，就如同预料的那样，没等外国人说啥，清朝内部先不干了:“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竞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全国官员和百姓都骂曾国藩是卖国贼，这里面也包括了他的好友左宗棠。
李鸿章作为协办，也在骂曾国藩。他骂人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撇清自己。正骂得起劲，慈禧又一道圣旨下来，免掉曾国藩直隶总督的职位，命令李鸿章继任，接手天津教案。这一下，李大人就有点儿傻眼。
慈禧真是一个政治天才，她这么做有三个目的:一是安抚百姓，平息全国舆论;二来借机打击曾国藩这个位高势重的权臣;三是考验李鸿章，干得好，收为己用，用来取代曾国藩，干得不好，再派满洲亲贵出手，以妥协收拾乱摊子，顺便提高满洲亲贵的地位。
结果李大人干得挺好。
李鸿章已经看得很明白，想按照舆论那样，判中国人统统无罪，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办法就是在曾国藩判的20个死刑犯里，减少了4个:据说，就算是这16个死刑犯，他也没杀，而是偷偷地换成了其他案子的死刑犯，来了一个李代桃僵，反正外国人也弄不清楚到底是谁杀的人。于是李鸿章声名鹊起，大家都觉得，比起那个曾卖国贼，李大人还是咱们自己人。慈禧也认定了，李鸿章会办事。从此之后的三十年，凡是重大外交事件、慈禧都安排李鸿章办理。
可是老佛爷和李大人都不知道的是，法国人这次之所以那么好说话，没有像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样打上门来，是因为在这一年的普法战争里，法国被普鲁士打得元气大伤，正在恢复中，所以才对李鸿章的各种小聪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打击是巨大的，而且他很委屈。李鸿章后来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并没有脱离他定下的框架，只是细节上耍了一点手段。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说，就是“痞子腔”，可为什么人民群众对他俩的评价天壤之别呢?
其实，这是因为曾大人不懂心理学。要知道，他去处理的时候，正好是朝野群情激愤，用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话说，处于“无理性，盲目，智商低下”的时候;民众的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后来李大人接手的时候，大家闹事的心思已经淡了，再加上李大人对着曾大人一顿猛批，大家更是觉得李大人是来改正错误的。如此而已。
可是曾国藩自己却没办法从这件事里释怀。两年之后，1872年农历二月初四，曾国藩在南京因为中风猝死，享年61岁。可想而知，天津教案对他是相当大的打击。
实际上，天津教案不仅仅是曾国藩的滑铁卢，从这个案子里、更可以看出当时中国老百姓和外国人之间紧张到极点的关系。后来的义和团之所以能发展那么快，与这种相互之间的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不无关系。#历史老照片[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