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医院对面有些微胖的白楼，似乎总能够忍受时间不痛不痒的捶打。人流在此分去，一些往左走，去分布了很多学校的窄街，一些往右走，黄纸钱和烟屁股被拦在急诊之外。小城市就这点不好，生活与生活之间攒得太紧了，同一条路上，我在少年朋友身边急促地发笑，也在父母身后做一个没进化出嘴巴的人偶。我后来的各种主义都只能在此流落为一种怯弱的语感，像开张一个月就必然倒闭的网红商店，它们现代的性感将被裱糊上转让的白布。看到爷爷的病床，我不再对宿命感到痛恨，但我知道和多智的他共同拥有的童年的万物，那些革命歌曲、浓淡水墨、将钢笔别在胸前的老式衬衣、培植于记忆的松木树林，都已经在供氧机的泵动中有节律地泻去。病房里的窗帘松垮地挂着，好像一张乔迁的皮肉，近处天色蓝得很富有。冬天，重病，我的血亲，空前简练清冷的一个新年，和最终自愿的我的再次远走。我想，对于家的认知就是这样，它决定着我逃离之后又将如何：是将自己投入那些陌生的气候，还是向我的平原低语一句哀伤的眷恋。急痛上身，像一团兔子扑进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