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当中学老师不是为了躺平#：改变一代人最快的方式，是进入他们的中学时光里】 郑老师在北大博士毕业后，成为了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怀揣着“改变一代人”的理想，在讲台上，郑老师的教育理念和高考的现实迎面相撞，也促使他摸索出一条“中间道路”。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是2010年由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保送的北京大学，专业是电子信息与技术。博士阶段，我的研究方向和人工智能打交道比较多。2019年博士毕业时的就业选择蛮多的，比如高校教职、投资银行、互联网大厂之类的。但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

这并不是一个“躺平”的决定。“成为中学数学老师”，这个念头在我心里已经盘桓了六七年。读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就认定：想要改变一代人最快的方式，是出现在他们形成世界观最关键的中学时光里。

大学时期，我对自己的成长环境有过反思。我感到，我们这代——至少我看到的北大的学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首先，我们这代学生的目标性非常弱。我刚上大一和大二的时候，所有人想的都是考GRE，刷GPA，然后去美国读一个很好的学校，但是具体为什么要这样，很少人说得清楚。带着一点理想主义，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假设清华北大两所高校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追求只是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不是有点可惜么？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做一些有可能引领时代变革的事儿呢？

我发现即使在北大这个优秀生集中的群体，学生的思维模式也容易固化在学科内部。我猜想，我们这代人缺失以问题为导向、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与之相伴的快速学习能力、以及对于不同学科思维的包容态度等等。这些东西的缺失，或许根源在中学。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形成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思路的时期，如果这个时期青少年接受的只是应对标准化考试的教育，就很容易认可在每个学科内，每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答案。

如果中学生不断被提醒“在数学考试中不要用物理学的论述方法”、“信息课高考不考不重要”、 “纸笔考试不接受近似解”、“高考不让用计算器，所以算对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见到问题先掏纸笔开始推演”、“学科之间应该有严格界限”。到了大学，这些固化的思维定势可能已经改不动了。

入职中学后的头两年，我在工作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我在初中部教三个班的数学课。一般来说，新老师容易把控不好课堂纪律，但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是通过竞赛保送北大的，也曾经在北大专业绩点排名前列，学生们对我有一种“天然崇拜”，具体表现就是听讲比较认真。对教师这个职业，我适应得也很快。博士生教中学不存在技术难题。只要认真，教学技法上的打磨短则两三年，长则四五年，差不多都能掌握到位。

但很快，我的理想主义就和现实迎面相撞。工作第三年，我进入到高中数学体系中来，最大的变化就是课堂内容要和高考勾连起来，我一下子变得特别难以适应。按照高考的要求和高考的方法教优秀生如何做题，对我最大的打击在于，我认为数学不应该这么学。数学应该是这样：对于一个问题，学生们如果有十种不同的解法，不妨敞开了说，互相之间进行思维碰撞。而在解题过程中，书写、逻辑有一点漏洞，大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应对高考这种标准化考试的教学逻辑恰恰相反，与其让学生们在课上讨论十种解法，不如通过重复性的训练，掌握好其中两种解法。道理很简单，一个学生的数学能力再强，也很难把十种方法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掌握到位。如果只选择其中两种，完全可以训练得极为熟练，即使在高考考场上答错了结果，也能拿到绝大部分过程分。

如果以高考考查的逻辑的规范性和严谨性做为准绳，数学教育还会损失其他一些重要的东西。高中数学课堂上有一个老师们很容易忽略，但在我看来特别重要的部分：数学史。

它和高考也无甚关联——一道高考数学题的通常解法是采用16世纪发明的解法，你了解数学史后选择用18世纪出现的解法来解，对拿分来说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但我坚信，在学习一个单元的时候，学生们需要知道历史上的数学家研究到什么程度，是否还有可供继续探究的空间。

如果每时每刻都以应试为导向，意味着该由走弯路锻炼、养成数学能力的道路，被老师人为“拉直”了。这样的结果是会做高考题，但是不会用数学，甚至毕业之后很快把中学数学知识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普遍现象。

如今是我工作的第五年，在经历了与高考“对撞”的不适之后，我没有败下阵来，投子认输，而是慢慢摸索出了一条中间道路。我欣喜地发现，中学的教育体系在“内卷”的过程当中至少还留了一些喘息的空间。

现在，我会明确把教学分成两个部分。常规数学课堂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高分。这方面学校学科组集体教研的成果就够用了，只需要听从资深教师们的总结，出来的成绩问题不会太大。

我出于兴趣还在学校开发了人工智能课、数据分析课。当一个学生距离高考还比较远的时候，我就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些课程锻炼数学思维，比如结合计算机去讲微积分和线性代数。

我也让学生学会去面对生活中的“真问题”。比如，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与广泛应用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问题”。去年课上，我在没有通知年级语文老师的情况下，要求学生借助大语言模型写作文，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如果作文拿到了高分，那学生本人同时拿到好成绩。

我在中学阶段经常请假，自学数学竞赛，去书店读书。当时最喜欢的两本书，一本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另一本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我父母很支持我的自学生活，他们是当年的重点大学出身，很少过问我具体的学业情况，连家长会都没参加过几次。

抚今追昔，我意识到，一个中学生读这两本书的困难不在于其内容本身有多么艰深，其实大段的时间花下去总会慢慢读明白。真正的困难在于，你总在提心吊胆，今天语文作业要花多长时间、数学作业要花多长时间。完成作业后还要担心，一个小时完不成今天的数学著作阅读计划了怎么办？

现在做了老师，我希望允许更多“幼年的我”出现。我能接受学生不写数学作业，只要他把时间花费在了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口述｜北大博士当中学老师：我不是为了“躺平”
作者｜商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