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读到一段话：“中国人一开始就把及时行乐当成死亡的解药。”

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比起西方人在十六世纪进入怀疑灵魂永恒的启蒙运动，我们这个族群很可怜，从有文字的历史开始就进入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一个巨大的副作用，就是灵魂深处对死亡充满一种恐惧和无奈的悲哀，也有“理性”的麻木。

怎么办呢？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关于死亡的三种防御机制。

第一，人人都不愿谈论死亡，不愿意说，不愿意表达，亲人不谈，邻居之间更不会谈，彼此之间仿佛不死一样。

第二，“事死如事生”。一厢情愿地想象死亡，想象死人在阴间的日常生活。你看，七月半鬼节，烧纸钱不说，而且泼饭、泼水。泼这些干什么呢?就是因为怕自己的亲人饿。

第三，更重要的是及时行乐。就像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中国人最初是把舌尖上的酒文化当成死亡的麻醉品，今天更把及时行乐当成死亡的解药。即便佛教进入，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关于生命的超越信仰的突破。一般中国人的信仰想象都是到道教的养生文化为止。

也许，你会说今天的中国人不是已经有了崭新的国际关怀视野了吗？我会顺便对你说，这一切的激情都无法证明中国人已经处理好了自己文化中那更重要的“五十”以后一步步面对真实的死亡的“天命”问题。对一些人来说， 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一种替代结构意义上的“风花雪月”。 俄乌战争的公义结局重要，但如何处理“人生如梦为欢几何”的悲情更重要，从来都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