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差，把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读完了，看得很开心，听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将故事情节逼入绝境后“耍赖”修改前文，临时引入了新角色解围，再回溯铺垫逻辑，补充伏笔，很符合马伯庸以前突然“天降陨石”的风格。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马伯庸现在写小说太炉火纯青了。感觉他找到了一种万能方法，以普通人的视角切入宏大世界观，通过“局部切片”展现时代的肌理。《太白金星有点烦》是以天庭小仙李长庚的职场困境，暗喻现代社会的权力规则；《长安的荔枝》是通过基层官吏李善德为运送荔枝疲于奔命，折射出唐代官僚体系的臃肿与民生疾苦；《显微镜下的大明》和《大医》都是通过基层事务的琐碎细节，揭示社会变革的底层动力，强调英雄只是顺应潮流的个体，普通人的集体诉求才是推动历史的主因。他喜欢营造一种“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故事氛围，也可以称之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写作方式最早我在《萌芽》杂志看那多连载《那多三国》的时候见过，马伯庸把这个模式无限放大，看这种东西，有一种又严谨又荒诞的复杂心态，于是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