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工作重负下的中小学老师#：卖土豆、写材料、一天组织三次放学…】近些年教师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不只是教学和育人，还需承担行政、评估等多项任务，教师的工作更技术化、格式化。这些形式主义工作的出现，既与当下对教育的评估方式有关，也反映出学校一直以来在地方政府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一切的压力，最终给到学校、老师。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宋萑常年关注教育话题，他发现，非教学工作，正越来越多挤占着教师的时间，也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明确关注到教师负担问题是在2019年。我从2007年工作开始，一直在做教师教育、教育政策等研究。2019年，我们在做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关注到教师工作量等问题。但在跟不同学校老师访谈的过程中，很多中小学教师们都会提到负担重、压力大。但这种压力不是过去访谈中提到的“升学压力”，而是更多集中在一些非教学工作，比如做禁毒、防溺水的宣传教育；参与扶贫、创文明卫生城市工作；统计各种家长信息、打卡投票等等。

这些繁重的工作已经影响到教师的敬业度、自主性、生活质量。一位老师说，“你如果说给我造成了负担或者说心理上的压力，非教学的会多一些，（在10分里）可能占到6或者7，甚至到8。”

有位小学校长跟我们分享过他“卖土豆”的扶贫经历。学校被要求包销当地贫困户的土豆，但是老师们又不是销售，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校长也很为难，最后只好自己和老师们花了几百块钱买了土豆。这种类型的增量工作，在我们看来已经超出了一个老师应该承担的角色。但比较无奈的是，学校和老师很难拒绝这种工作。

一直以来，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多个行政部门都有“办教育”的责任，不仅是教育局，政府其他行政部门、派出所等机构也都有这些责任。而义务教育阶段是免费普及的，中小学校在地方行政系统里被看作“花钱的衙门”，除了特别有影响力的学校外，中小学难有话语权。

学校同时要接受来自教育局不同科室的任务，教育局之外，其他各种“局”也给学校下任务。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县域教师们提到的给学校下发任务的部门有县委、县团委、卫健委、交通局、派出所、安全办等。但每个“局”都有自己一套标准、评估细则，导致老师“重复劳动”。老师们成了“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那枚针。

最近两年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12345投诉电话给教师带来的负担。因为12345投诉问题的解决满意率跟政府业绩挂钩，如果没有让投诉者满意，区政府可能会被扣分，影响排名。

虽然政府出台不少针对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减负的文件，但是在落实效果上却不尽如人意。2021年“双减”政策落实后，学生负担确实有减轻。但是随之而来的学生课后服务和素质拓展，却让教师的在校时间大大延长，不少一线教师在岗10-11个小时以上，比“双减”政策前明显延长。

2023年我们在北京某区小学做调研，一个班主任跟我说，双减后，她下午的主要工作就是“放学”——她要“放三次学”，下午三点半一次、四点半一次、五点半还有一次。三点半是一小部分不参加课后服务学生，她要先在班级点名、再带着学生们走到校门口，把孩子交给家长，最后走回教室，近半小时过去了，她要准备下一波放学了。四点半是只上了一部分课后服务学生放学，等她再回来，那就是五点半最后一波，基本上无缝衔接。而这些时间都需要提前一天跟家长沟通后确认。

老师最怕的是一些“例外”。比如校外溺水、饮食安全。这些年，学生压力大，心理问题和自伤多，可以说每一样都会影响舆情。总结起来，比起教学，学校和上面各级领导似乎更在意安全问题。我上周去一个学校调研，还听到一位老师说，开学两周，他们已经开过三次安全会议了。这期间如果其他城市的学校出了什么大的安全问题，他们学校还要再次开会、学习，再写材料，交材料，如此循环。

节选｜心理问题凸显，为什么中小学老师越来越累？
记者 | 李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