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时代# Peter Thiel访谈：什么是硅谷公司转向“右翼”的真实原因
毫无疑问，多数美国科技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更多持左翼立场，其中包括微软、谷歌，甚至也包括现在成了DOGE负责人之一的埃隆·马斯克。当年，如果不是加州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恐怕就没有后来的特斯拉。

但是，从特朗普二周目开始，硅谷公司的一部分就在逐渐转向“右翼”，其中就包括Meta扎克伯格、OpenAI的山姆·奥特曼等等。但是相比他们，真正最早转向右翼的人，其实是投资人、曾经的PayPal黑帮老大，CEO、《从零到一》作者、Facebook早期股东 Peter Thiel（好一长串title，但是远不止是全部）。据泰晤士报说，扎克伯格之所以穿衣风格发生了变化，也是受他影响，因为他是扎克伯格的人生导师之一。

最近，Peter Thiel接受油管The Rubin Report频道，做了一次深入对话，谈到了他对硅谷政治格局变化的观察，特别关注了科技界从传统左倾立场向保守主义的转变。

对了，补充一下，更重要的，他还是万斯最重要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走上政坛的万斯。Peter Thiel专门讲了一句，说万斯有很高的上限，那是多高呢？VP是尽头么？

这只视频是访谈的节选，但信息量很大，囊括了他的主要判断。

以下是访谈概要：

一、特朗普2024年胜选：人口决定论的破灭
在对话的开始部分，Thiel表达了对特朗普2024年胜选的深刻分析。他将这一胜利描述为"近乎奇迹"，强调这不仅是选票的轻微变化，而是对政治身份决定论的根本性挑战。

Thiel指出，按照传统的人口统计分析，共和党支持者主要是老年白人，八年后许多这样的选民自然会消失，而更加多元化的年轻选民应该会使共和党永远无法再赢得选举。
"如果你相信身份政治的人口统计决定论，即你不是基于理性或论据投票，而是基于诸如性别、种族、性取向等次理性因素，那么共和党人本应该再也赢不了选举。"Thiel解释道，"对于特朗普和J.D. Vance的胜利，需要数百万人改变想法，这正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且充满希望的地方——某种论点被提出，说服了人们，它奏效了，我们在这个国家又有了一次机会。"

Thiel认为，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变表明，选民不再仅仅基于身份政治做出选择，而是根据具体政策和论点进行投票，这为美国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可能性。这番观察揭示了Thiel对政治应该建立在理性讨论而非身份认同基础上的信念。

二、J.D. Vance的崛起：更新共和党优先事项的尝试
对话中，Dave Rubin提到Thiel是J.D. Vance的第一位支持者，并询问他为何如此早就看到了Vance的潜力。Thiel解释说，他长期以来感觉到需要重新思考共和党的优先事项，超越布什时代的"犀牛共和主义"(RINO Republicanism)和1980年代的"僵尸里根主义"(zombie Reaganism)。

"RINO共和主义"特指布什家族时代（乔治·H·W·布什和乔治·W·布什）的政治方向，这种政治被认为过于温和、过于愿意与民主党妥协，以及在国际事务上过于干预主义（如伊拉克战争）。保守派批评者认为，这些政治人物虽然自称共和党人，但在关键议题上采取了更接近中间派或进步派的立场。

僵尸里根主义，则是说许多共和党人继续机械地引用和奉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80年代的政策和修辞，却没有根据当前社会经济环境进行更新或适应。里根时代的共和党以减税、减少政府规模、强硬的外交政策和传统社会价值为特色。"僵尸里根主义"批评者认为，盲目坚持这些几十年前的政策，而不考虑当今世界的变化，是缺乏创新和适应性的表现。

Thiel说，"我发现他（Vance）思想深刻，有兴趣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不知怎的，一切都凑到一起了。"

当Rubin询问Thiel是否对Vance的迅速成长感到惊讶时，Thiel简洁地回答："我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委婉语，但我一直认为他有很高的上限。"这表明Thiel早就预见到了Vance的潜力，认为他能够为共和党带来必要的思想更新和政策创新。这段讨论揭示了Thiel对政治领导力的看法，以及他如何识别和支持那些能够促进政治变革的新兴领袖。

三、硅谷政治异见者：从孤立到主流
Rubin指出，在过去几年里，Thiel在硅谷一直是政治异见者，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精英，包括埃隆·马斯克和David Sacks等PayPal原创团队成员，都加入了这一阵营。询问为何Thiel会是第一个表明立场的人，Thiel回答道这可能因为他"缺乏理智"，并以自嘲的方式表示，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是他做过的"最不反主流"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了美国约一半人口的观点。

"我在2016年有一个天真的想法。在硅谷之外，大约一半的人投票给一个党派，一半投票给另一个。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不反主流的事情。如果你只是在做半数人口都在做的事，那没什么特别的。"

Thiel也承认，与担任CEO等高管职位的人相比，他作为Facebook董事会成员等角色，面临的公共压力要小得多："我不是在这些公司担任高管或CEO等职位，这些角色会面临更大的公众压力。...对这些人的压力确实非同寻常。"

这一分析展示了Thiel对硅谷政治环境的独特洞察，以及为什么许多科技高管过去不愿公开表达与主流不同的政治观点。

四、硅谷左倾原因：政府监管压力的影响
在探讨为何科技公司长期以来倾向左翼政治立场时，Thiel提出了一个重要洞见。他认为，虽然人们常归因于CEO个人偏好或"觉醒的亿万富翁"，或者归咎于"雪花一代"的员工施加的自下而上的压力，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的自上而下的监管压力。

"为什么大型科技公司如此自由主义、如此左翼？一种说法是因为CEO们，或者说这些'觉醒的亿万富翁类型'，或者类似的奇怪标签。另一种可能是'雪花一代千禧一代'员工，一种自下而上的压力。但我认为比这两个因素都大得多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压力。"

Thiel解释道，大型公司有大量的"接触面积"，存在许多可能被监管的领域，特别是当公司从事新技术时，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政府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这种压力往往更多来自左翼而非右翼...感觉过于违背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五、马克·扎克伯格的转变：商业考量还是真实演变？
当谈到马克·扎克伯格明显的政治立场转变时，Rubin询问这是否是出于商业自保的计算，还是真实的立场转变。Thiel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并指出可能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这很重要...确切原因总是很难知道。可能是过度决定的。"Thiel表示，部分原因可能是"埃隆故事"的影响："如果埃隆可以做到这么多，也许我可以做到稍微少一点。你是在埃隆后面'借力'。"

Thiel进一步解释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即许多科技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之前追求的政策路线根本不奏效。"如果你执行某种政策，比如觉醒主义、女权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它不起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情况。它可能意味着两件事之一：要么你需要做更多，要么你应该完全停止。"

他指出，在2010年代，硅谷政治的强化"在某些方面在COVID期间和2021年进入了超速运转"，导致更多税收、更多DEI（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以及更多的觉醒主义。但最终，人们意识到"它根本就不起作用"，这种情况下，改变可能不仅仅是小幅调整，而是相当大的转变。

Thiel提到，他与许多科技CEO的一对一对话中了解到，即使他们可能并不完全支持特朗普，"但他们如此反对政治正确以及所有这些对他们公司造成的伤害的方式。公司不能正常运转。" http://t.cn/A6B74s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