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刘文彩

康素珍在《我的妓女生涯》里http://t.cn/A6BLz8eY，提到刘文彩“靠几个奶妈的乳汁来补养身子”“是乡下的大地主，他是城里的百万富翁。他的几个儿子有的当国民党军官，有的是资本家，他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有财有势，专门渔肉穷苦的市民百姓”。

今天经过柳絮@重生的一朵柳絮2001 的介绍分享，去查了一些刘文彩的资料。从资料来看，他确实“欺压群众、盘剥百姓、杀害共产党人，可谓无恶不作”（具体恶行可以看后面的资料）。对于这样一个恶人，近30年来，居然出现了一股为刘文彩“翻案”“洗白”的风潮，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他当年创办“文彩中学”（当时已更名为安仁中学）的“善举”（建校的钱本就是他从人民身上掠夺、盘剥而来）。

1995年3月，有些人以发展大邑经济、提高大邑知名度为借口，修葺了当年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纪念碑”，甚至要恢复“文彩中学”的旧名。在一些唯利是图之人的策划下，大邑县的某些企业公然推出“刘文彩系列产品”，有“刘文彩家酒”，还有刘文彩妻妾爱吃的“唐场豆腐乳”，四处招徕顾客，并鼓吹“刘文彩家酒即将进京”。一些店铺也争相以“文彩庄园”命名，美其名曰“庄园文化”。

1998年底，有人在广州某报纸发表长文《刘文彩暮年办学及其是是非非》，宣扬刘文彩捐资创办“文彩中学”的“善举”。1999年4月，一份省级报纸用整版篇幅转载此文。同年11月，这篇长文的作者又公开出版了一本长达25万字的专著《刘文彩真相》，说刘文彩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种种“善举”，并非“传说中的面目狰狞的恶霸地主”；还说“办学是晚年刘文彩所有公益活动中最得意的一笔”，“给刘文彩带来无边的快乐和辉煌”，说明他有“尊师重教”的“家风”，“对文化教育”常存敬畏之心。

甚至后来刘文彩的孙子（人名我就不放了）还写了《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这样血腥的收租院能称为艺术品吗？》《我的爷爷刘文彩》等文章。他说：“佃户当年去刘家交公粮，桌子上都摆着两碗肥肥的肉，凑够8个人就吃饭，吃得一嘴都是油。”

对此，曾经亲历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们气愤至极。为了昭示历史真相，原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原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和副政委李安澜、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周颐、原四川省顾委常委宋文彬、成都市委原书记宫韫书，于2000年5月18日联名致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出“为刘文彩‘翻案’的一事，是当前有些人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突出表现”。

但是，直到2011年，还能在中国新闻网查到刘文彩的“嫡孙”在2010年清明发起祭祖会的相关报道。

张永峰老师在《美化“刘文彩们”要不得》中总结，为地主恶霸鸣冤叫屈、树碑立传所宣扬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种：（1）地主并非恶霸，他们也有善良的人性；（2）地主是德高望重的绅士、践行仁义的圣贤、为民请命的英雄、地方百姓的保护神，他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造福百姓；（3）地主的土地、财富来自于个人才能，他们勤劳能干、擅长生产经营，即使土地巨多、财富惊人，那也是因为有过人的禀赋；（4）土改运动中被批斗、镇压的地主是被冤屈的好人、圣贤、英雄，造成冤案的原因是坏人的投机、是群氓的贪婪、是藏在人性深处的暴力。

对刘文彩的洗白也确实是这样，这其中还有很复杂的一点，就是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早在40年代初就接触了共产党。所以也有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说，刘文辉1942年回家接收公馆时候，向刘文彩通报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情况。他不但向刘文彩介绍了共产党许多好处，还把周恩来宣传的共产党的政策都向刘文彩说了，而公益协进社正是在这次谈话后搞起来的。这意思是说，刘文彩听了这些话后态度积极，那公益协进社是进步之后组织起来的进步力量。

如果刘文彩真的“向党”了，那之前的事算他是没觉悟之前发生的，既往不咎了。但根据张映泉老师《刘文彩的案不好翻——〈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的序言和补白》中考据：

1947年3月，刘文彩杀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分子李荣远于安仁；同年4月，令郭保之伏击地下武工队，杀武工队员12人；1948年7月，刘文彩调集县警卫队包围共产党员肖汝霖的家，因为他获得情报那里要开会，想全歼共产党武工队。武工队突围，几名队员牺牲；此后不几天，杀了据说帮助过武工队的1个人；同年9月，杀共产党员肖汝霖和武工队员徐达仁，并命令将尸体拖进县城示众……

张映泉老师还查找资料，提出“刘文辉未必接触了共产党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观念”这一看法，并注明“这是有材料证明的”：刘文彩死在新中国诞生之后，而刘文辉竟然还欲让二十四军代军长、侄子刘元宣去挂个名把“公益协进社”领导起来，因为刘元宣的父亲刘文渊的反对才没有成为事实。而刘文渊反对也不是因为懂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是认为堂堂军长去当袍哥老大有失体面。刘文辉真的懂得了共产党革命的宗旨的话，他就绝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刘文辉曾在《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坦荡地说：“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

文章很长，但建议大家都来看看张映泉老师《刘文彩的案不好翻——〈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的序言和补白》、张永峰老师在《美化“刘文彩们”要不得》和焦敬超、邱丽两位老师的《所谓“善举”改变不了刘文彩的恶霸本质》[老师好]

●刘文彩的一些记载
刘文彩（1887-1949），字星廷，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刘文彩在宜宾盘踞十年间，罗织地方恶势力，为非作歹，罪恶昭彰。他一到宜宾就通过亲信出面筹组“大同会”，把宜宾34家袍哥全部笼络控制以为己用。对镇守宜宾关卡的“四路”清乡队长委以重任，进行收买。他精于聚敛，卖命为其弟搜刮军费，且巧于钻营，任命亲信担任要职，形成了自己的统治网络。
刘文彩利用护商搜刮民财，开征了多种税捐项目，包括自古未闻的“厕所捐”。他还搞预征税款，向农民征收重税。此外，刘文彩还标榜“禁烟”，实则大肆征收鸦片烟税，设点专收烟税，并迫使农民种植鸦片，从中牟取暴利。
在生活上，刘文彩穷奢极欲，城内新建了三座大公馆，使用男女仆役100余人。他的鸦片烟枪即有数十支，生活极度奢侈。他还勒令全城座商在北操场搭棚办花会，以保证他乘坐汽车畅通无阻。他的小老婆凌均如外出兜风时，包车一长串，马弃沿途喝道，不许路人观看。
1932年“二刘之战”爆发，刘文彩为助刘文辉，派人破坏航道，致使过往船只屡被搁滩或撞沉。战争失败后，刘文彩准备潜逃，他一面派人赶制木箱，一面下令筹集“军费”，规定三天之内交齐，凡拖延缴纳者，就地枪决，宜宾城中因此被迫自杀者数人。
刘文彩将在宜宾掠夺的民财大肆买田置地，不久就达万亩以上，成了川西平原上的大地主。1949年，刘文彩因肺病加重去世，结束了他在宜宾的罪恶统治。（1992年·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宜宾市志》）

刘文彩飞黄腾达，第一次尝到官场巨贵的甜头，他削尖脑袋，借助其侄子刘湘和胞弟的势力，在1922年至1932年的10年间，先后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 叙南护商事务处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川南水陆禁烟查缉总处处长、川 南税捐总局总办、叙南清乡司令等职，总管81个县的税收，成为横征暴敛的黑色 “川西王”。
1932年秋，刘文辉与侄子刘相为争夺地域和势力，爆发了“二刘之战”，结果刘文辉在川南失利，刘文彩被迫离开叙府，返回安仁镇。 返回时，曾用一 个团的兵力武装押运其掠夺的财富，有银元4500箱……为地主庄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到安仁镇后，刘文彩仍凭借着刘氏军阀拥有的枪杆子、印把子和“刘总办” 的权势淫威在大邑县和安仁镇一带营造“刘氏王国”，穷凶极恶地吸取民众的血液，满足其没有止境的欲望。他的第一步就是扫清脚下的障碍，确立自己的权势，于是就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设法向昔日对其有恩的牟遂芳下手。这位牟遂芳， 坐在大邑县第一把交椅上的头号人物，盘踞在这里20多年，不仅当上了县团练局长、清乡司令，还身为军中的团长，更不可饶恕的是暗地里投靠邓锡侯的28 军，与刘氏家族存有二心。1933年夏季的一天，刘文彩以“叙南清乡司令”的名义，进驻大邑县城，并以共商筹款事宜，将牟遂芳请进他的司令部，趁其不备时，将其击毙。这一举动不仅拔掉了这颗“眼中钉”，同时也起到了杀一做百的作用。
刘文彩为进一步巩固势力，又于1937年发起并建立规模庞大的袍哥组织一一公益协进社。 附近17个县的地主、官僚、恶霸、土匪等势力都纷纷投靠在刘文彩的羽翼之下。 当时人们称刘文彩“拥有10万兄弟，1万多条枪”。
刘文彩在外边不断聚集他的势力的同时，不忘在家乡一带强行掠夺田产土地。 仅用几年的工夫，刘文彩的土地从只有百亩扩大到8000多亩。到了20世纪，刘文彩在安仁镇上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顶峰，他通过军阀势力和袍哥组织，牢牢地控制了这个小镇，使其成为了他的私人王国。（2010年·方志出版社·叶荣宗《成都走笔》）

刘文彩家产主要源自他在宜宾的十年聚敛。一是投机贸易所累积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积的薪金。前者的具体数目已无从统计；就后者而言，驻宜宾时刘文彩兼职近十种，仅“烟酒公卖局局长”一职，年薪额就高达一二万元，合计每年薪额不下十万元，十年薪额当在百万元以上。而薪水收入在刘文彩家产中应该说处于辅助地位。（200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笑蜀《大地主刘文彩》）

刘文彩还贩卖云南的黑铅。每百斤成本只二十元，运到成都销售，每百斤则达六七十元，以获暴利。其恶毒之处是，刘文彩将黑铅供各军阀办的造币厂掺假铸造劣质银元银币（最多时掺假一半），以坑害广大劳苦大众。
仅1928年，就在云南采购了黑铅六十万斤，获利三十万元。这种掺假的五角币，成都人称为“厂板”，在成都、四川及西南各地流传，极大地混乱了金融市场。商家对这种‘厂板’在市场上以对折使用，而工农群众则不识真假，大受其害。（《宜宾名人轶事》）

最为恶毒的是征鸦片烟税和赌头税。刘标榜“禁烟应寓禁于征”既在云南烟土入川的要道横江镇设卡收大烟税，又在宜宾城走马街设点专收坐商烟税。且规定：凡入川烟土可先卖后补税；农民必须种鸦片烟，征收“烟苗捐”，凡不种者征收“懒捐”。
刘公开设“官膏店”出售鸦片，又明令征收“红灯捐”等等，大大助长了烟毒的泛滥。当时，宜宾城注册定居者约万户，有“公烟馆”100余家，私烟馆600余处，公私“红灯”多达数千，每年征收的鸦片税约800万元左右，绝大部分作刘文辉军费之用。
为了扩大赌税，1930年，刘文彩开设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和记保险赌场”，每天收入“案子钱”和“头钱”400多元。一时间使宜宾这座古城变成了“烟城”、“赌城”。刘文彩还用他3个儿子之名的末尾一字，化为“龙富华”，以骗买（实则没收）“官公营庙产”389处街房产权。从1930年起，刘并在宜宾设厂制造吗啡，运销上海。（1992年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宜宾市志》）
刘文彩自宜宾返回老家大邑县安仁镇后，过起了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生活。其田产迅速增加到一万余亩，其中许多是通过“霸野田”、“买飞田”、“吃心心田”等手段，从农民手中抢夺而来。所谓“霸野田”，就是以某块地无田主的名义霸占民众田地。所谓“买飞田”，是跳过田地实际使用者，违背租佃契约，直接向田地“所有者”购买田地。所谓“吃心心田”，是刘文彩看中某块田地，想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但田主不乐意，他便将周围田地全部买下或霸占，截断水流，使田主无法耕种和灌溉，只能按刘文彩规定的价格出售。实际上，刘文彩霸占农民田地的方式远不止以上三种。
除以上恶行外，刘文彩还大肆残害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1928年3 月，刘文彩派人杀害了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和叙府县委候补书记李家勋，并破坏了他们领导的抗捐暴动，共有4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1931年3月，他又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员苟良歌，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孔方新，县委委员蔡涛、沈玉琪、黄大舜等5名中共干部惨遭枪杀。由于沈玉琪烈士曾作为卧底打入刘文彩的“航务处”，刘文彩特命其手下将沈玉琪烈士的心肝剖出分食。1948年，刘文彩派人袭击中共川西南武装工作委员会驻地，杀害了从延安回来的原八路军连长朱英汉和川西南武装工作委员会主任肖汝霖等十余人。（《历史评论》2022年第4期·焦敬超、邱丽《所谓“善举”改变不了刘文彩的恶霸本质》）

●参考资料
http://t.cn/A6f1wZZ1
http://t.cn/A6CNCY5W
http://t.cn/A6Bynq5V
http://t.cn/A6Bynq5f

http://t.cn/A6Bynqb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