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生活》代后记：重塑记忆之必要

距离上一本中短篇集《尾随者》的出版刚过一年，又出新书，难免给人“写得很快”的印象。实际上，这本集子的六篇小说涵盖我从2019年底到2023年秋天的创作，跨度将近四年，这么一来，又仿佛写得很慢。
还是谈谈两本书有什么不同吧。《尾随者》有一定的自我投射，当然，并非私小说。到了这本《她的生活》，正如书名揭示的，文本聚焦的对象是“她”。每一篇的女性形象有她自身的脉络与性格，对我来说，写作的过程，是一场又一场的重塑记忆之旅。我从文本、经验乃至其他地方拾取一个个“她”，将印象以小说的形式加以编织，试图借此呈现时代的角落与片段。

人在前行的过程中，总是不断抛却一些人和事，而且往往与自己的意愿无关。换一份工作，换一个城市，换一种活法，有的朋友就疏远了，不再联系，或是即便维持联系也不复从前。对这些关系的改变，有些我们在当时毫不在意，过后回想，才发现那是极为珍贵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弥渡一中念初中。弥渡县位于大理市的南边，从地图上看，是个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条。如今高铁通到其东侧毗邻的祥云县，从昆明到弥渡，要先乘八十多分钟高铁到祥云站，然后再打车，加起来不到两个小时。我念初中那会儿，去昆明需要乘一整夜或一整个白天的大巴，山路曲折，如果没能在车上睡着，很容易晕车。我的大多数同学直到初中毕业考上省会的学校才第一次去昆明，他们的感觉无一例外都是：昆明好远啊。
一中的教学楼修在操场边的看台顶上，适合居高远眺。从教室窗口可以望见西面的群山，让人不由得产生实感：弥渡是个坝子（盆地）。由于视野被群山阻隔，那时我们都以为，走出群山到大理或昆明，就是了不起的跨越。
我父亲在客运站工作。客运站是敦实的两层楼，一楼有售票处、候车厅，二楼是职工宿舍，各家的门对着一道公用长走廊。下楼出车站，顺着国道走十分钟，就到了一中。虽说离学校很近，不过，云南的学校要上晚自习，夜里回家的路有些瘆人。我记得那条路隔很远才有一盏微弱的路灯，尤其是其中一段要过桥洞，更是一团漆黑。好在，我很快发现女同学琼和我顺路，于是每天和她一起回家。
琼的成绩一般，寡言，圆脸，微带雀斑，眼睛不大，笑起来习惯抿嘴眯眼，双眼和嘴拉成三条线。她在班里属于极不起眼的类型，我们同路走了快一学期，我对她的了解也没增加多少。只知道她家住在城北的村子，家里有父母和妹妹。她小学和我同校不同班。
我那时在家坐不住，一到周末和假期就往外跑，常常在同学家一待就是一下午，有时还顺便蹭个晚饭。现在回想，大概因为家里仅一个单间，我在书桌跟前做什么，坐在沙发上的母亲全看在眼里，感觉不自由，所以才爱出去晃荡。小学时最常来往的几个女同学分在隔壁班，我毫不介意，继续去找她们玩儿。后来一想，我和琼每天一道走，也去她家看看吧。
要好的小学同学有几个在农村，她们的家都是窗明几净的青砖瓦房，刷了白墙，院子铺成水泥地，便于晾晒玉米辣椒等。按云南人家的格局，正门开在院落一角，厨房位于院子侧面单独的平房，堂屋正中央是一家人的客厅，两侧住人，楼上是晒台。同学不像我和父母挤在一间，有自己的房间。
同样是农村，琼的家和其他同学的大为不同。她家是未经粉刷的黄色土垒墙，院子一角有猪圈，气味强烈。通往正屋的门不是我看熟了的四联雕花木门，而是一扇单门，室内光线暗淡。进屋后，眼睛需要适应一会儿光线，才能看清屋内摆着饭桌板凳，一侧的房间是她父母的，屋角架着一架木头梯子，小心地爬上去，二楼是她和妹妹的房间，两姐妹共用一张大床。除了床和小桌小凳，我不记得那个房间有其他家具，只余下极为宽阔荒凉的印象。窗户就是土垒墙挖了个方洞，装上窗框和玻璃，可以看作是飘窗的原始版本。我第一次去，坐在窗台上看了一下午琼从图书馆借回来的金庸小说，从此常常去那儿看书。
她家从来不锁大门（的确也没什么可偷），有时，我到了那里，没人在家，就自己爬上楼找书看。渴了就下楼到水缸旁边，用葫芦瓢舀水喝，有几次喝水遇见她父亲，我说“叔叔好”，那边漫应一声。她父亲偶尔出门做工，在家的时候比她母亲多。她母亲要么在田间劳作，要么去镇上卖菜。我曾经跟着琼和她母亲还有妹妹去敲核桃。坐在粮食局的空地上，把堆成小山的核桃敲开，取出核桃仁，手指很快被染成黄色。实际做了就会知道，三个人敲一麻袋耗费的时间不止一天。和动作麻利的她们相比，我没敲多少，大概还没偷吃的多。这项工作只有很少的报酬，我记得当时听到吃了一惊。尽管收入那么微薄，她们仍然每年都去。还有几回，我和琼一道去镇上卖菜，当时并无菜场，仅仅是一条乡人聚集摆摊的街，我们坐在小凳上，一人一本小说，面前地上的塑料布搁着蔬菜。她大约是窘迫的，怕遇见同学，我只觉得好玩。
琼和我在她家读了许多书，各自埋头猛看；在学校，我们一起参加周五放学后的绘画课外小组。我们的共同话题不多，因为这个缘故，升上初二，我和一个爱看书且活泼的女生走得更近，兴趣也因此转到翻译小说，或许在不觉间疏远了琼。
初三下半学期，非常突然地，父母告诉我，舅舅去询问过，根据知青子女回沪政策，我可以去上海参加中考。他们之间稍有分歧，父亲觉得我该去，母亲想到路程和实际可能的种种麻烦（她得陪我去上海，也就意味着夫妻分居两地），有些迟疑。我当然是兴奋的，毕竟上海比大理或昆明大多了。
我来到上海，和母亲一起住进外婆家。在家自习一个多月，然后中考。考得很糟。原因很简单，教材不同。我们学校的教材甚至和云南省其他学校的也不一样，当时有一项所谓试点，云南省六所学校用了据说是联合国编写的新教材，我们学校是其中之一。直到去年，我想起来向老同学验证这件事，他们说，是呢，教材不一样，提倡快乐教育嘛，我们那个时候，考试题目却是全省统一的，所以很不划算，自己也觉得考得不理想。
我念了一所职校的中专班，其间和几个同学有信件往来。他们当中有人去了大理一中和下关一中，有几个直接念了中专。琼考得一般，就读弥渡一中高中部，她的来信让我吃惊。信里的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微笑点头的人，她谈到学业的苦闷，她的暗恋，再后来，她复读一年仍未考上大学，去大理古城的店里打工……
我不记得我们的信是在什么时候中断的。我从职校出来，当营业员，换工作，念自考，靠着自学的日语进了日企，然后去深圳的日文杂志社工作，又回上海考研。这中间断续在网上写小说，直到二十八九岁，开始翻译日文小说，也渐渐找到小说写作的方向和质感。我没有忘记琼，并且滞后地意识到自己年少时的轻慢与残忍，她那间土垒墙房间曾是我最好的逃逸之地，但我在与她最亲近的初中时代并不了解她，也从未试图了解。如果不是后来几年间的通信，我不会明白她在木讷外表下有着易感且脆弱的内心。
再次回到老家已是2010年早春，我和朋友们走一趟从丽江到大理的行程，之后包车去了巍山和弥渡。时隔十六年的同学聚会来了乌泱泱一群人，琼没有出现。我问起她，同学们说法不一。有的说，她出去打工了。有的说，她回了村子，结婚了，有个娃娃。尽管弥渡就那么大，但他们都没有她的联系方式。他们有的在政府工作，有的是老师，有的跑长途，有的做小生意。我猜琼过得并不如意，没再试图找她。但她仍在我心底某个角落，而我能做的只有写小说，于是写了长篇《月光花》。那本书出版于2012年，现在看来很不成熟，我的创作履历也将其略过。

为什么要在后记中提及琼的故事呢？我只是想说，每个人的写作都有起点，对我来说，众多起点中，必然有一个与琼有关。我对她的了解终究是浅显的，仅就我看到的浮光掠影，她的身上有众多女性的影子，她是她们，她们亦是她。
小说这种不完美的讲述形式，归根结底是在试图打捞和重塑一些记忆，我的，他人的，人所共有的。某种意义上，收在这本书里的六篇小说，也是若干个“她”的记忆聚合体。
《上海之夜》乍看是关于写作的故事，三名创作者在上海书展的夜晚聊天，其中两位是外国作家，一个是中国编辑、不成功的网文作者，他们聊到“命运与自由意志”，并围绕这一主题讲故事，从中浮现的不仅有各自的创作脉络，也有他或她的来路。女主人公龚清扬深藏心底的一场背叛终于得到讲述，她最后那句“敬自由意志”，是写作者重新启航的汽笛声。
《柜中人》的一些细节基于我当营业员期间的经历，写这篇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想重述刚刚逝去的时代，彼时，仿佛一切皆有可能。很奇怪，小说中的欣欣与我认识的琼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人，我却在其中恍惚照见某种相似，或许源自“她”无意间流露的韧性。
《舌中月》的时间节点离此刻最近，讲述婚姻成为废墟之后，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如何艰难重建日常生活的秩序。
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与我翻译以下四本书的时间重合：《青梅竹马》《日日杂记》《眩晕的散步》《富士日记》，书中另外三篇可以算是翻译的延伸产物。《彼岸之夏》设想了樋口一叶及其妹妹生活在现代日本的情景；《梦城》的起点是武田百合子的《富士日记》在未来世界的阅读演变；《竹本无心》乍看与译作并无关联，那是因为其人物原型是衔接樋口一叶与武田百合子的众多女作者——写到这里，不免提及我的非虚构集《笔的重量》，关于从明治到昭和时代的女性创作者群像。从翻译到非虚构写作，再到小说，文本再生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写作体验。
《梦城》是科幻题材，《彼岸之夏》的背景地在东京，《竹本无心》中每个角色都能在几十年前的日本文坛找到镜像，尽管如此，小说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身上，仍带着我们身边某个人的影子。如果你在读的过程中感到熟悉，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正如我曾有过与琼同行的夜晚，你也一定拥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匆匆赶路，有些人只同行一小段，属于他们的碎片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在某些瞬间被悄然唤起。我想，这也是在如今继续阅读小说的意义。
《梦城》和《上海之夜》的创作过程有些特别，初稿是用日文写的。我朝向双语作者的努力历经四五个年头，后来放弃，是因为翻译武田百合子的书。我感到自己永远无法用日文写出像她那样简洁又生动的句子。换成中文重写，又经过多次改稿，我感到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心中所想。或许因为初稿阶段用另一种语言思考，这两篇小说的气质与其他四篇稍有不同。
最后谈一下书名的由来。《她的生活》是日本女作家田村俊子1915年发表于《中央公论》的小说，距离我这本小说集的出版正好一百一十年。以田村俊子为主线的日本文坛女作家小史，是非虚构集《笔的重量》中最长的一篇，也是我自己格外珍爱的一篇，题名就叫《她的生活》。从彼岸的小说名到非虚构题名，再到小说集名，三重回响，映照出文本之间的嵌套与衍生。

2024 年9 月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