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深秋，法租界的悬铃木抖落第三十七片金叶时，我望见玻璃橱窗里浮起一尾珍珠旗袍。

她总在申时三刻经过霞飞路，黑漆高跟鞋叩着花岗岩的节奏，像留声机卡住的布鲁斯音节。裁缝铺学徒说那是陈公馆三小姐，圣约翰教堂彩窗滤过第九缕夕光时，她正在青砖回廊里跳没有伴奏的芭蕾。

灰羊毛开衫裹着苏州绣庄大小姐的骨架，袖口却翻出巴黎美术学院油彩斑驳的衬里。我数过她发间那支累丝点翠步摇垂下的流苏，九十九粒南洋珠，缀着民十五年苏州河上的月光。

百乐门霓虹亮起第七夜，我们在旋转楼梯错身而过。她耳后那抹苦橙花香氤氲成雾，教我错把水晶吊灯看作外滩的星。直到落雪那日，她裹着银狐裘立在码头，黄浦江的风卷走我们掌心的船票，那串始终没数清的珍珠，终是散作时代轮渡下的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