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们华语（准确说是sinophone吧）queer fandom/media研究这几年真不老少了，特别是大陆这边queer fandom/media与cultural activism结合。Jamie Zhao从超女研究到陈O令，Bao Hongwei的queer media 和queer performance都出两本书了，俩人还一起合作讲queer media的跨国跨界性。
由于客观环境对集体political movements乃至civil engagements的限制已经卡到嗓子眼儿，甚至对看似apolitical的小众酷儿艺术（如纪实短片）乃至看似奶头乐的同人创作都施加了更严格的censorship（以及更高昂的罚金），导致性少数无论是自我欲望探索、青少年自我投射、还是创作表达空间都被在censorship下被视为“不正确/不良之风”，需要通过审查禁止来“严加管教”。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创作产出queer media作品乃至对主流作品的酷儿编码和解读都蕴含着对严格范式的反叛性，而创造力和反主流本身就是酷儿精神。于是queer fandom/media也就和cultural/soft activism联系起来了（包还化用了“文化软实力”概念来解释这个）。比如说耽改这种半灭绝文化产品，前几年商业化大火的时候大家还在用queerbaiting来解读（但其实大陆这种authoritarian context下的queerness按照定义应该算queer coding了），当它们作为一个genre在大陆被明令禁止、被官家喉舌打上“误导青少年/不良社会文化审美”的烙印时，观看、消费、（再）创作这些作品也就具有了酷儿性[污]personal is political，当policy介入并管制文化时，个人的文化审美和消费也随之带有政治属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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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研究华人酷儿社群还是研究同人或其他亚文化，都极少有人口学上的统计数据甚至很少用定量分析的形式，研究结果只代表的是某一历史语境条件下、特定社群或个人的“可能性”，而不是社群的整体面貌、平均表现或要概括成某种主流范式。与activism结合是一种可能，能作为个人欲望和性/别主体性探索的媒介是一种可能，搞同人的过程中跨越虚实界限的fictosexual也是真实体验，也有将虚拟创作和现实生活/身份截然区分纯当奶头乐的……同人本身就是counter-public，因此没有统一的定义和范式界定（就连每个圈试图当圈管的也只是众多社群实践中的一种可能而已），野生而独立本是同人少有的共通性，但近些年在作品官方的版权制裁、同人发表平台审查限制、作品官方对同人创作者的收编（有偿产出）等形式下，这种“共识”也逐渐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