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时期的毛泽东，集中阅读军事方面的书，重点放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面，这是他做为一个战略家的显著特点；有人说毛泽东按照孙子兵法来打仗，这反倒激发毛泽东把《孙子兵法》这本书给看了！
读哲学书籍是为了甩掉“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读军事书籍，也复如此。
毛泽东当时阅读军事书籍的急迫之情，可从下面几则电文中来感受，从中也看出他研究军事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1936年9月7日，他致电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的刘鼎:

“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 现红校(指红军大学)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附来。”

提到“前电”，说明这已不是第一次请刘鼎买军事书;“需用甚急”、“快点写信”，急迫心情溢于言表。9月26 日，他再次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代兵法书《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10月22 日，大概是发现刘鼎寄来的军事书不是他想读的，他又给叶剑英和刘鼎写信说: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对集中阅读军事书籍这段往事，毛泽东在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回忆：

“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看了《孙子兵法》。”“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

他当时读军事书籍，重点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而非一般的战术内容。这是他作为战略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1965年1月2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坦陈:

“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初到陕北，如此集中阅读军事书籍，还有一个明确的现实动因。1936 年初，李德不同意红军当时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3月间开会决定，“战略决定由毛泽东写”。这个委托，促使他下决心研究战略问题。重要成果就是 1936 年 12 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读军事书籍，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同读哲学书籍，写《实践论》、《矛盾论》一样，和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讥讽有关，和下决心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有关。对这两个缘由，他后来曾明确表达过。
针对教条主义讥讽毛泽东只会按《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来指挥打仗，1958年6月21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答复那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
1959 年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又说，教条主义的这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关于总结经验的问题，毛泽东在 1960年 12 月 25 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讲，他“那时看这些(指军事书)，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1961 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

“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

很明显，答复教条主义和总结经验，一个是阅读的主观动力，一个是阅读的客观动力，这两个缘由，难以分割开来，都是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也只有把经验教训总结清楚了，才能真正答复和克服教条主义及其影响。
为总结经验而阅读是一回事，能不能在阅读中总结出正确和有用的经验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当时是如何在阅读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可举他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期间，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的两段批语为例。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谈到俄共历史上的“少数派”，说他们“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读至此，毛泽东批注 :“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这个批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接点了李立三的名，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则用“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指称，原因是中央对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还没有明确定性。二是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集中在军事战略上，这大概与他当时正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关。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说到资本主义体系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总是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曲折反映出来的。读至此，毛泽东想到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注说:“'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
这段批语所针对的，是遵义会议期间，李德、博古等人为他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时，总是强调敌人强大这一客观原因，而不注意从自身的战略失误和内部政策上找原因。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明显找到了反驳的哲学理由，即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
细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毛泽东 1937 年七八月间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做了直接准备。批语中表达的认识，有的直接写进了这两本小册
子。对此，可再分别举一个例子。
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有这样一句批语:

“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 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 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写有这样一句批语：“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通过阅读收获的这些理论认识，在今天看来已是常识，但在当时，却是醒世之言。
联系土地革命的曲折经历来理解，更显出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题注中明白表示，写这两本哲学小册子，是为批驳教条主义:“《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正是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感分析工具的重要。
教条主义者熟悉理论，但不会用于中国实际，说明不是真懂理论。土地革命时期屡犯“左”倾错误，从哲学上讲、就是没有吃透唯物论和辩证法，导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运用正确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能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证明人们的认识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的标准。到陕北后，即使已经在实践中开始纠正这些错误了，但多数干部对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列词句，导致中国革命出现严重曲折这样的历史教训，依然缺乏认识。这个背景，使毛泽东当时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着重在思想方法上面。
1937 年11 月，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的陈云见到毛泽东，说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自己犯过错误，原因是缺少经验。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解释，提出，“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是思想方法的问题”，并建议陈云要多读哲学。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牵牛要牵牛鼻子。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找准穴位、抓住要害。“思想方法不对头”就是毛泽东找到的“穴位”和牵出的“牛鼻子”。
稍后读博古翻译的斯大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小册子，毛泽东在批语中，把他的这个认识成果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