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营商环境已经从鼓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政商分离、商业自治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到了地缘政治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成为关键性或者决定性因素的时代。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商事活动的主体，虽依然会以逐利作为首要目标，但不能仅仅只专注商业性，也要顾及到政治性。这对企业来说，是不幸的时代发展，是负担，但是不得不应对的现实。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国家之间达成合意，鼓励和纵容企业交易自主，认为这样能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将企业生产力通过税收、就业、产品、科技等转化为国家能力，并要求国家允许和保护企业在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从而实现全球福利的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是市场参与者，不干预企业的商业行为包括国际贸易活动。国家的功能仅仅是提供公共产品，并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通过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来纠正所谓“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但实际上，国家出面的“纠正”，也被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为基本精神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所不鼓励不乐见。

换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国际经济关系的指导原则是，只有通过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商业合作，每个国家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国家之间交往的其他考虑要基本服从国际自由贸易的大局。

但到了地缘政治时代，国家之间关于国际自由贸易的合意已经消失 - 或者正在消失的过程中。比较优势，已经被认为是比较幼稚。国家的目标，不再是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而是以任何手段增强自身实力，并无条件维护国家安全，即使为此需要以邻为壑。在很多情况下，合作共赢不是目标，削弱对手才是刚需。

时代变得很不幸，但真是变了，这是企业全球布局必须考虑的新的因素，甚至可能是致命的要素。时代很不幸地变得如此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