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XX的观念成为官方信条之后，这样的半吊子和明摆着的愚蠢只有通过极端地禁止哲学才能免受嘲笑。一个已经达到工业生产层次的社会，其生存有赖于严格的科学理性的标准，禁止哲学会给这样的一个社会带来什么，这只有在未来才能看清楚。”——沃格林。

我们已然身处沃格林的“未来”。冯克利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他讲的是启蒙后的现代性被五四运动硬拽到中国，非常有见地。但在我看来，时机永远幸不了，不可能幸。因为根本不是时机的问题。由传统思维模式限定，我们只能，也必然，选择自己能消化的那一部分“学习”。结果就是不管什么时机，西方一拉屎，我们就张嘴（此处略去例证三千字）。

目前的主流话语，就是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大潮的学习结果——此潮源于欧陆而在缺乏哲学底蕴的美国开枝散叶。我国拜多年哲学禁令所赐，对于反哲学的后现代全心拥抱；又因科学主义、进步主义神话所赐，迷信“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如爱因斯坦比牛顿先进，福柯（这个糊涂蛋的中国拥趸真是茫茫多）必然优于柏拉图。于是，（在美国都已经没啥人搭理的）后现代再舶来中国，造就了一代以各种名目自私自利、管别人要道德，满怀正义感的精逼：因为上帝死了，形而上学死了，宏大叙事死了，作品死了，作者死了，主体死了，到最后人死了，语言也死了。也就是说，任何规则、道德、习俗、法律……都已经被消解，一切都是建构，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除了自利，没有任何客观的“正确性”以供坚持。

当然，他们绝对不会承认这自利，因为他们拒绝被定义。他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莱姆在他刻薄但无比犀利睿智的作品中嘲笑后现代：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后现代者，就应该一言不发。谁关心呢？对于后现代者和世界而言，莱姆确实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