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的社会会更加稳定？—— 评彼得·图尔钦人口与政治稳定的观点

前不久，由底浪Wave团队创办，以复旦中国研究院的原创研究为基础的thechinaacademy.org网站，就美中政治周期，采访了美国复杂系统科学学者、历史动力学开创者之一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这位学者因在2010年成功预测2020年代全球性政治动荡而受到关注。在采访中，图尔钦提到，中国自太平天国运动起进入长达百年的解体期，直至1949年步入整合期，改革开放后整合态势更为稳固。他认为整合期通常持续100年，依此推断中国当下仍有时间解决自身问题。

坦率地讲，我认为他提出的社会每百年在解体与整合间震荡的结论，与其说是普遍规律，不如说是对过往历史的过度拟合。他对2020年代全球性政治动荡的预测，似乎基于40个指标，而非这一大周期理论。我并不认为这种简单的历史周期，在长程历史预测中具备太多参考价值，尤其是技术发展已使社会形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不过我这里特别要谈论的，是图尔钦关于中国低生育率有利于政治稳定的观点。在他看来，目前中国面临着与东亚其他国家相同的学历过剩等社会问题，而低生育率能够抵消这一问题。

他称：“从政治稳定角度看，（低生育率）实际上或许对中国有利。革命往往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推动，他们行事更不计后果，也更愿冒险。即便不是领导者，这些年轻人也会成为‘革命主力军’。当20多岁的人口形成庞大群体时，不满情绪就更易升级为暴力事件，阿拉伯之春便是例证。在中国，年轻人数量减少，长远来看会降低革命主力军的储备。其次，随着劳动者数量下降，市场力量会推动工资上涨，因为企业需争夺更小的劳动力池，这将抑制‘财富抽水泵’效应的强力运作。”

我认为这些观点不仅逻辑有误，还与基本事实相悖，极有可能会误导受众。首先，政治动荡发生的几率与年轻人占比并无显著关联。我们不妨简单列举1990年后世界主要政治动乱发生时的人口状况。为了避免选择性偏差，我们列出来所有的主要动荡事件。

（1）1990-1992年，肯尼亚政治动荡和1993的尼日利亚动荡。

（2）1991年东欧和苏联动荡，致使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自二战结束，东欧和苏联便是全球生育率低谷，1991年动荡发生时，当地20 - 30岁年轻人占人口比例在全球几乎垫底。

（3）1997年土耳其爆发动荡，1999年东帝汶公投脱离印尼，吉尔吉斯斯坦于2005年和2020年。

（2）2011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爆发阿拉伯之春运动，然而这四国20 - 30岁年轻人占人口比例远低于非洲国家，在阿拉伯国家中也仅处于中等水平。

（3）缅甸长期内战与政治骚乱，印尼1997年经历混乱致苏哈托下台，泰国在2006年和2014年发生大规模抗议，军方接管政权。但缅甸20 - 30岁年轻人占比，在东南亚低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泰国20 - 30岁年轻人占比在东南亚仅高于新加坡。

（4）拉丁美洲，海地长期动荡，委内瑞拉在2019年发生政治抗议，而这两国20 - 30岁年轻人占比在拉丁美洲仅处于中等水平。

（5）格鲁吉亚2003-2004年爆发革命，总统下台，乌克兰在2004年和2014年爆发抗议，政权更替。在这两个时间点上，乌克兰20 - 30岁年轻人占比在全球都处于最低水平之列。

（6）2014年中国台湾爆发反服贸运动，2014年和2019年中国香港爆发动荡，这两地20 - 30岁年轻人占比在全球也几乎垫底。

当然，要得出更体系性的结论，需要更深入和全面的数据。但整体来看，没有证据表明，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年轻人占比下降是社会动荡的显著风险因素。至少，年轻人占比几乎垫底的社会，如东欧和苏联、泰国、乌克兰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都先后发生过大规模社会动荡。图尔钦认为20多岁的年轻人易成为“革命主力军”，这个年龄段人口庞大时，不满情绪更易升级为暴力事件。这显然是片面的思维，他似乎忽略了维持一国稳定的暴力机器也主要由年轻人组成。若导致动荡的“革命主力军”人数众多，那么遏制动荡可招募的人数同样众多，即便不考虑政权更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这两种因素也近乎相互抵消。

图尔钦还认为，随着年轻人口减少，年轻人工资会上升，这是违背经济现实和学术分析的想当然。实际上，长期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萎缩和老化，不仅会减少年轻劳动力供给，还会导致需求萎缩，因经济预期降低而抑制投资意愿，使供需更难匹配，进而推升长期失业率并降低收入增速。例如，我国少子化最严重的东北地区，年轻人占比最低，近年来就业景气指数和经济增速均处于末尾。长期少子化的日本，因社会稳定和雇佣制度，大学生就业率在2000年前后飙升后相对稳定，但其人均GDP从1991年比美国高出18%，降至2024年的比美国低60% 。图尔钦在采访中特意提到日本近年的贫困化，过去20年日本人实际收入下降了20 - 25%，甚至平均身高都开始下降。由于上世纪90年代出生人口大幅下跌，我国年轻人占比近年来也不断萎缩，与此同时年轻人就业困境愈发严重。虽然这与大学扩招有关，但并无实证证据支持年轻人减少会改善就业这一判断。

长期来看，少子化对社会稳定甚至存在特殊威胁，尤其是伴随着高比例的不婚不育。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针对群体的极端暴力事件，很多是由无子女的单身中老年男性报复社会所致。黄冈师范学院针对全国三万多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生中不打算结婚的接近50%，不打算生育的超过50%。若果真如此，社会上将出现大量无牵无挂之人。倘若低生育率无法逆转，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加上技术进步取代越来越多工作，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将陷入困境。无子女无家庭的人遭遇生活变故后，更容易诉诸暴力报复社会。因此，提升婚育比例，不仅能让更多人享受天伦之乐，也为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创造有利条件。

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导致治理困难，人口下降有利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安定。这只看到了人口众多带来的问题，却忽视了人口众多对提升应对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作用更大。

以印度为例，其诸多地区长期动荡，如曼尼普尔、阿萨姆、克什米尔乃至旁遮普的锡克人社区，部分地区甚至陷入长期武装割据，但在强势的印度中央政府控制下，迄今都难以掀起大的风浪。印度独立后，多次因语言分歧引发暴力冲突，包括1965年泰米尔纳德邦的大规模抗议、1953年泰卢固语地区建立安得拉邦、1960年古吉拉特邦从马哈拉施特拉邦分离、1966年从旁遮普邦分离出哈里亚纳邦和喜马偕尔邦。这些冲突虽对当地影响较大，但对印度的国家政治统一影响有限。可以想象，若印度是一个一亿人口的国家，类似矛盾或许早已导致印度分裂。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国家机器相对于个人或特定团体就越强大。即便在最不济的情况下，每个行政区各自维持本区域社会秩序，不跨区调动资源，也相当于每个行政区像独立国家一样治理。就中国而言，如果把每个地级市视为独立单元，几百个地级市中大部分人口仅几百万，按照人口少好治理的逻辑，这样是否会更稳定？显然并非如此。在统一国家体制下，每个地级市既能维护自身安全，必要时国家还能迅速在地区间调动治安力量，将任何不安定因素迅速扑灭。换言之，人口更多的国家在维持稳定和治理方面，相对于个人和团体的能力更为强大，更不用说人口体量更大的国家，更难被外部势力的干扰所撼动。

作为出生于苏联并在那里接受高等教育、拥有深厚理科背景的学者，图尔钦没有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偏见，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中国的特点和发展道路。他认为，在草原边境地区发展起来的中国，与外部威胁激烈互动，促使社会内部更加团结，合作更为积极，发展出有利于中央集权和大规模人口协调的制度。并且，中国由行政精英主导整个体系，与美国由经济精英掌控不同。他的这些观察不无道理。

然而，图尔钦对人口这一基础因素的认识并不充分。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目前的生育率若持续下去，只需几代人时间，中国就会从全球性大国退化为人口微不足道的地区性国家，而这个时间尺度甚至短于他用以衡量中国社会在解体和整合间震荡的百年时长。图尔钦在谈论日本时，也未提及日本的困境与长期低生育率密切相关。更为关键的是，他所认为的低生育率有利于社会稳定，放在更长历史跨度上完全不具备可持续性，因为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这个社会的最终结局就是消亡。作为专注研究历史动力学的学者，图尔钦有意无意忽视这点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