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山的历史文化##天津独特的文化名片盘山# ​​​【盘山的人文脉络】目前，学界对盘山历史文化的认识，基本依靠文献记载，但文献多有抵牾和误读，亦少考古实证。梳理盘山人文史，必须结合文献、考古等材料，厘清基本史实。

盘山人文史是以佛教为基本特征的，盘山自古便享有佛教名胜之誉。清人陈廷敬有诗：“我闻盘山七十二佛寺，寺寺落花流水中。”智朴在《盘山志》中称：“此山自魏、唐、辽、金、元、明以逮本朝，悉属僧居，故人物惟僧居多。”

文献记载，东汉时期盘山建有香林寺，是史料可见盘山最早的寺院，但缺乏佐证。另据明代《宝峰德聚禅师行实碑记》载，盘山感化寺为晋魏古刹，亦非定论。至于北少林寺始建于魏晋的说法，则是典型的误读，并不可信。总体而言，唐代之前盘山佛教缺少翔实可靠的记载，早期寺院的始建年代多以讹传讹。但依情理，特别是联系古时燕蓟地区佛教的整体环境，唐之前盘山应有寺院和僧人。

唐代是盘山佛教的发展期，大批寺院建成，基本构成盘山的寺院规模，为辽时佛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宝积禅师是已知盘山最早的一位高僧，他的出现标志着禅宗在盘山的兴起。该阶段在盘山住山建寺的也多为禅宗僧人，与唐代中后期禅宗的勃兴有直接关系。会昌灭佛导致僧人北上驻锡，对远离中原的燕蓟地区而言，可能是佛教的机遇。五代十国时期，尽管战乱频仍，但盘山已声名在外。

辽代盘山佛教进一步发展，进入繁荣阶段。辽时蓟州属南京道，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加之辽朝统治者的扶持，该地区佛教呈兴盛态势，盘山也多出经律义学高僧。千像寺规模宏大的线刻佛造像集中刊刻于辽代，部分保留晚唐风格，是观察佛造像艺术在北方地区传播的珍贵实物。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经过20余年田野调查，已在126处造像点发现552尊造像。盘山千像祐唐寺创建讲堂碑立于辽统和五年（987），记录了千像寺增建讲堂的过程。

金元时期，可统称为盘山佛教的动荡期，以佛道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为显化特征。其中，佛教在金朝有一个短暂的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蒙金战争导致僧人逃离寺院，兴盛一时的全真教趁机到盘山传教，北少林寺经历了佛道冲突和频繁更名。佛道之争平息后，盘山佛教的生存环境趋于安宁，《渔阳盘山少林寺安练魔期三载碑记》反映了寺院僧人结制练魔的情况。

进入明代，盘山佛教迎来一个新时代。此时盘山处于明代“九边”的防御前线，带有浓重的边防军事色彩。明代是盘山佛教的分水岭，精于义理的高僧大德锐减，僧人与世俗生活的关联却愈发密切。明代也是盘山寺院的集中重修期，寺院修缮多由僧人或信众自发而为。僧人在佛学义理上出现了诸宗融合的特色。憨山被誉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万历元年（1573）在千像寺后的石崖内与隐者共修。从明代开始，文人游盘激增，明代丰富的版画类图书中也出现了盘山形象。

明清鼎革之际，盘山于动荡时局中成为晚明草莽孤臣自放深山的避世之所。亲历佛道之争的北少林寺，于明末清初建多宝佛塔，该塔出土造像、佛龛模型、佛塔模型、经卷、饰件等不同质地文物169件/套，其中包括道教造像数尊，是北方地区元明时期佛道融合历史背景的绝佳考古例证。

清王朝建立后，蓟州作为边境的属性已经不复存在，成为毗邻京师、带有“后花园”性质的腹地，为越来越多的文人游山提供了便利，天津盐商家族的查为仁、查礼兄弟以及金玉冈等本土文人多次游盘，留下重要的历史文献和视觉图像。随着清东陵选址遵化，蓟州成为清帝谒陵的必经之路，盘山日益受到皇帝重视，至乾隆时达到极致，该阶段寺院修缮多由皇家主导。清代盘山佛教的世俗化更加明显，义理式微、信仰繁荣，出现了智朴等具有文人底色并广泛介入世俗生活的儒僧。智朴在朱彝尊和王士禛帮助下撰《盘山志》，影响深远。

经历清代前中期的“黄金岁月”后，盘山佛教从嘉庆皇帝开始渐渐衰落。民国军阀混战，加之日军入侵，社会动荡不安，寺院渐趋衰败，多毁于战火，乾隆营建的静寄山庄也被拆毁。傅增湘、周肇祥等留下的游盘诗文，堪称盘山古代人文史的最后一抹灿烂晚霞。

由上可见，盘山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由自然之山向佛教名胜转型，唐辽时期完成转型，确立佛教名胜地位。第二次是由佛教名胜向人文名胜转型，从明代开始，至清代前中期完成转型，确立人文名胜地位。以明代为界，明之前盘山宗教色彩浓郁，多出高僧大德，僧人是山林“历史叙事”的主角。明代之后特别是清代，盘山宗教属性逐渐淡化，明清文人和清代皇帝成为塑造盘山人文景观的主要力量。（天津日报 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