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翊云写自己两个儿子相继轻生的文章，读得难过。

把苹果切成完美的片儿，给家里三个人准备不同的晚餐。自己拒绝派对社交，但乐于参加孩子学校的活动。带两个孩子太辛苦，她每天写作时间只能从零点到凌晨四点。睡眠时间也只有四个小时。

她几乎不发火，温和礼貌。
她的一部小说中，过世的孩子对母亲说“你是很好的母亲”
母亲说:“可是没有好到留住你。”

李翊云已经用她的方式尽力去爱孩子，但她同时也受困于自己的方式。（也许过于哲学和冷静的家庭氛围对幼儿来说不够热气腾腾，这只是我的揣测。)

遗憾的是，在这场悲剧中，我们看不见孩子的视角。儿子的遗书，她没有拆开。

闭合起来，不让你最后的话语进入我。是实在太过脆弱而无法面对，还是太过倔强而拒绝改变？

我们不知道两个孩子在家中的感受，非常自由尊重的环境中（包括尊重他们年少轻生)，可能也有一些不食烟火的疏离感。

有一次，小儿子将手放在她手上，一时间，她不知该如何回应:
“我知道那一定很舒服，并且是天下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一定是这样的。不过我突然觉得我无法理解它。我能接近理解它，但是那只能是作为人类学家的理解的一部分。”

而当我们作为局外人，来说---多在田野里打打滚，讲讲屎尿屁笑话，孩子过度敏感精细时你告诉他生活有时不妨囫囵吞枣---局外人说这些都太轻易了。因为我们其实也难以突破自己的另一些局限。

高敏感的孩子就像薄胎瓷器，落生在带有软垫的布盒里，这一生相对安全。但如果正好落生在清脆的玻璃容器里呢？碎裂是不是一种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