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身陷“算法束缚”等困境怎么破？】有一群人，每天起早贪黑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他们的工作关乎每个人的吃穿住行。他们伴随互联网新业态而生，被誉为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他们就是新就业群体。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还就此联合部分代表递交了“关于修订劳动合同法的议案”。

　　上海是我国平台经济的领头羊，近年来以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不断扩大。他们不仅为城市高效运行作出贡献，更是成为“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进上海的街头巷尾，走进快递站、网约车司机驿站等地，深入了解新就业群体面临的发展困境和上海破解难题、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探索实践。

　　算法束缚

　　去年上海放宽网约车驾驶员户籍限制后，王师傅从陕西来到上海，考取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以下简称“人证”），又在租车公司租赁了一辆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以下简称“车证”）的营运车，开始了“沪漂”之旅。

　　“现在一天要开13至14个小时，每月交完车辆租金，到手只有七八千元。”王师傅掰着手指告诉记者，刚来那阵子认为收入尚可，只要自己再辛苦些收入还会增加，可事实上，到一定水平就涨不了了。

　　“我们还得自己承担保险，一年要缴两万多元，公司虽然推荐了‘众筹保险’，价格便宜一半多，但出了事故很难理赔成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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