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女性因为婚育拖累企业发展，所以不招未婚未育/已婚已育的女性”，又或者“因为曾有女研究生怀孕了，所以不再招女研究生”等等这类论调，说到底就是底层互害，把本该由制度和结构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彼此之间的敌意与内耗。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因为女性有婚育的可能性，就让她们在职场上丧失机会。但现实是，一些企业在招聘时会“限男”，理由是担心女性结婚生子会影响工作安排。更荒谬的是，他们还会理直气壮地告诉女性：“我们不是针对你，是因为你们这个群体里有人婚育，所以我们不敢招。”
这是标准的“结构性问题个人化”——企业和社会不愿承担女性应有的劳动保障，于是把责任甩锅给每一个女性个体。

我目前是一个坚定的不婚不育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敌视婚育女性，更不会站在所谓“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划分“我们”和“她们”。我始终认为，女性之间不该互相对立。有人选择婚育，是她的权利；有人选择自由独身，也是她的权利。拒绝婚育女性的就业机会，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而不是女性自身的问题。

我们所处的环境本身就矛盾：一方面焦虑于生育率下滑，希望女性承担起“拯救人口红利”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在职场中处处排斥婚育女性，把她们视为成本和麻烦。既要她们生孩子，又不想为她们的育儿买单——那到底谁该为这个社会的未来负责？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白这些的。刚毕业那几年，我也曾激进地认为结婚、不工作的女性是在“拖女性主义的后腿”。我太想挣脱传统生活方式，以至于把所有和它靠近的人都看成敌人。后来我意识到，这种对“叛徒”的愤怒，其实不过是——我对整个社会结构无力改变时的焦虑转嫁。我们口口声声反对压迫，结果却在无形中也参与了压迫。

很多女性不是“选择”了婚育，而是被推着走进婚育的轨道。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为什么她们结婚生子”，而是“为什么女性无论怎么选，都要承担最多的代价”。

我选择不婚不育，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是更自由的选择，是让我平衡现实与内心的一种方式。但我不会用它要求别人，因为这既不现实，也不人性。我们都在这套系统里挣扎，各自打着不同的补丁，只是有的人被允许遮丑，而有的人被要求承担一切后果。

与其彼此对立，不如彼此理解。不是为了团结而团结，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同一条战线上。真正该被审视的，从来不是女性的选择，而是让女性必须“付出代价”的这个社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