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批判王实味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了。整风，我是从头到尾都参加了的，但那只是一般中下级干部和学员们参加的普遍整风。当时以至后来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延安整风分两个层次。其实决定中国命运的，主要的还是上层整风。

现在看来，对于延安整风的两个层次，大概可以作这样的归纳：上层整风是进行路线斗争，反对两个宗派；普遍整风是改造思想，反奸审干。

普遍整风是从学文件开始的。中宣部的《四三决定》 规定了十八个文件 （后来陆续增加到二十七件，正式定了个名字叫 《整风文献》），包括毛主席的整风报告、几个讲话和 《反对自由主义》、《联共党史》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几本书，要大家学习讨论、写笔记，还要考试。按照延安机关学校的统一部署，我们单位也改为半天学俄文，半天整风。

学习文件搞了没几个月，就开始批判王实味了。

1942年三月间，王实味写的 《野百合花》 分两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当时大家看了以后，从内容到形式 （文字技巧） 都非常佩服，对后来一些人发表的批评文章还颇不以为然。就在报上不断发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的那一阵，延安各机关学校发下来 《野百合花》 让大家讨论。一开始，我们这些学员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同意王实味的观点。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中央是把 《野百合花》 当作反面教材发给大家看的。我们一个班发一份，给大家念，念完让大家讨论。讨论时，大家说，对呀！写得挺好的呀！写的都是真的呀！而且普遍认为，革命队伍里确实有缺点，提出来是有好处的。要是提出来就批评，以后谁有了意见还敢提？革命队伍不就成了死水一潭吗？大家讲得兴高采烈，振振有词。不料没过几天，领导上就动员批判了。

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开会没人发言。经过领导再三动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形势才扭转过来，大家才批判王实味和检讨自己的思想了。后来才知道，批判王实味是毛主席的统一部署。看了 《野百合花》 以后，毛泽东发表了意见：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解放日报》 怎么能登这个东西！立即打电话，让他们检讨！这下子才开始组织批判 《野百合花》了。我们这些人当时虽然不摸底，但是一看 《解放日报》 不断在大力批判《野百合花》，就再不敢表示同意它了。不管你有没有意见，也得跟着批。

那时的批判，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假的，是为了表示划清界限，还有半真半假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往往是弄假成真，大家的思想还真转变过来了。

其实，不光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延安的大知识分子像丁玲呀等等，比我们转变得还快，不到一个月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对王实味的口诛笔伐，上纲上得更高。据说只有一个萧军坚持不同意见，竟然放弃吃公粮，到农村当了两年老百姓，自食其力地种地。

我们学校的整顿三风，除开头几个月学文件，提意见，还谈点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转入批判王实味，就只有检查思想、追究历史、交代问题了，整风运动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抢救运动。从各机关学校的情况看，大概都同我们一样，1942年七八月后，就不再搞什么整风，而是大搞抢救了。

批判王实味实际上就是抢救的开始。因为把王实味弄来弄去，很快就弄成了托派、特务。王实味和托派的关系，本来是他自己早已向组织部交代了的。后来一批判，和这联系起来，他就成了托派，于是全延安就声讨托派王实味。根据那时的逻辑，托派、汉奸、特务是三位一体的，王实味也很快升级为“国民党探子”。

王实味被打成托派后，还抓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五人反党小集团。紧接着，又在中央党校抓到了“特务”吴奚如，还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抓“特务”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也发出了要发现坏人（托派、日特、国特），拯救好人的号召。随后他又在西北局高干会一起批评一些单位领导麻木不仁，对抓坏人重视不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哪个单位还敢怠慢？于是遍地开花，到处抓起特务来了。各单位领导看到人家抓出坏人，心想咱们这儿怎么能没有呢？经过互相听汇报和交流经验，一些单位还有点比着来，好像抓的坏人越多成绩就越大。

抢救运动逐渐搞起来了，时间大约在1942年秋天和冬天，各单位的进度不完全相同。我们学校就是在天气还没变凉的时候，从追查历史发展到抢救的。我印象特深的是，围攻和抢救我的时候，天气既不热也不冷。当我实在瞌睡得不行答应考虑考虑，一时得到允许回窑洞睡觉时，炕上没行李，只铺着草，我就是没脱衣服在铺着的草中睡了一大觉的。而且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住的还是在黑龙沟的老窑洞。

联系实际、追查历史，怎么个追查法呢？各单位的情况大体一样，就是每个人轮着来，交代自己的历史，好像是搞人人过关。其实不然。一般都先安排一批重点对象，而且很快就卡壳了。一个人的历史也可能一个月也搞不完，因为问题会越交代越多。有些问题还有点道理，多数问题毫无道理，本人也根本说不清楚，真是“秀才遇见兵”。一开始还有人在那里吹自己的经历呢，说自己很早就参加救亡运动了，吹着吹着，就吹出破绽了，正好让人家抓住小辫子。许多人并不想吹，但在翻来覆去的追问中，自己也会前后矛盾，甚至越说越糊涂。我们有个同学叫高中一 （后改名高亚天，翻译过西蒙诺夫的 《祖国炊烟》），参加革命前在北平大同中学上过学。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当作重点对象抛出来了。学校领导组织大家追查他的历史，说问题的要害就在北平上学这段。当时我还没出问题，也被布置了任务。那时我们的同学中没有几个到过北平，更不用说上学了。所以光一个大同中学就搞了好多天，问来答去，还是一盆糨糊。多年以后，问答的内容都忘了，但当时那种尴尬场面和大同中学这个校名却印象特深，忘记不了。正巧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外交部工作，大同中学就在旁边，我的儿子还在那儿上过学。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抓高中一上大同中学的问题。

我来自西安，还算见过一点世面。但有的人比我还土，竟弄出这样的笑话，问审查对象是怎样来的延安。回答说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乘火车。提问的人立即插问：你是经过什么关系坐上火车的？那国民党的火车能随便坐吗？真是弄得大家哭笑不得。说话的人认为，火车是国民党的，参加革命的人不能坐。这说明他不但没坐过火车，也没见过火车。

其实，当时延安没见过火车的干部特别是老红军，还有的是。我在抗大的原队长曾世保，是四方面军的。他就给我们讲过：他们在从鄂豫皖向四川转移时，要晚上穿过平汉线。由于从来就没见过铁路，所以在急行军中大家也要弯下腰去摸一摸。结果大为失望。原来以为铁路是在地上铺上厚铁板才叫铁路，没想到只摸着了两根铁杠，那火车怎么能在上面走呢？

当时抛出的重点和怀疑对象，多是历史比较复杂一些，特别是在旧社会做过事情的，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被敌人逮捕和关押过的，以及平时吊儿郎当、爱讲怪话、表现不好的，等等。确定对象后，就由领导给分工，找几个积极分子，再搭配几个普通学员，去“帮助”一个重点对象，日夜鏖战，直到被围攻者“坦白交代”。如果坦白得“好”，又表现积极，还可成为积极分子，去“帮助”别人，并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例如我们的同学兼区队长何匡，交代就比较早。当抢救对象越来越多，积极分子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又吃开了，不但恢复了区队长职务，还去抢救别人呢，也“帮助”过我。解放后，何匡在编译局翻译 《资本论》 等马列著作，后来任 《人民日报》 理论部主任。我们还常有来往。

注：何方，陕西临潼人，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微博兴趣创作计划##历史上的浪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