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山西大同订婚案，我要被骂死了，我刪了一部分评论，后来干脆不刪了，因为发现骂我的人是抱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男人发生性行为必须要征得女性同意”，而我是从法律角度出发，认为要“疑罪从无”，我们站的角度其实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

刑法有个最基本的常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完全在控方，被告人无自证清白的义务。而且刑事证明标准必须要求控方证据达到“唯一结论、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当证据链存在缺口时，法官不得以“高度可能性”替代“确定性”，否则将混淆刑事证明与民事证明标准（民事案件才需“优势证据”）。

当然，我说完上面这点又要被骂了，很多人认为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 可谁能保证，警察查案会百分百正确呢，大家还记得聂树斌案吗？小伙子被当成强奸杀人犯枪毙，十年后查出了真凶，可人死不能复生啊。法律不能说“八成是你干的”，得拿出实打实的证据链，少一环都不行。

有人总说“放跑坏人怎么办”，但冤案比错放可怕得多。抓错人坐牢，不只是毁掉人，更重要的是毁掉老百姓对司法的信任。反过来看，真要是漏了谁，只要留得青山在，哪天找到新证据，照样能抓回来。就像前几年杭州有个杀妻案，凶手把尸体冲进下水道，警察是抽了三十多车粪水找出人体组织，这才算证据链闭环。没有完整的证据，光靠逻辑和口供不能定刑事犯罪的。

疑罪从无的本质，是承认司法认知的局限性，它要求社会接受一个悖论：“宁可忍受有缺陷的正义，也不能拥抱高效的暴政”。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的优先性要求，除非为了规避更大的不正义，否则即便符合社会利益，也不能放弃程序正义。”

疑罪从无绝非对犯罪的妥协，而是法治文明的分水岭。它的确立就像给司法戴了紧箍咒，逼着警察办案得更较真，检察官举证得更周全，法官要更认真审案。这过程是麻烦，但能逼着整个系统往精细里做。这一原则的坚守，是法治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