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经济学理论要点

作者：张铁峰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何新构建了一套宏阔的具创新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既不同于左派传统政治经济学经济理论，更与右派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针锋相对。 因此，何新将自己的一部重要著作命名为《反主流经济学》。
 
 1980年代末，何新提出了极具独创性的“市场规模有限性”理论，此论使他再度激活被新自由主义宣布失效的生产过剩理论，而且是对著名的马歇尔供求曲线以及亚当·斯密及马歇尔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的粉碎性打击。 
这个规律，为国家主义的市场培育与保护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柱。
 何新另一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是他的“资本决定价格”理论，他认为价格并非由供需市场自发形成，而由竞争性的资本形成。此论从根本上摧毁了古典主义斯密以及新古典主义马歇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价格理论的基础。
这个规律，为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抑制投机、防范国际金融突袭、保护实体经济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理论支撑。
 针对马歇尔等欲构建“纯经济学”，何新认为经济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绝不存在超离经济利益的中性纯形式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配置资源”，何新认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与社会分配，从而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色。
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拆散肢解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小私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制度，国家应放弃对经济的干预；何新指出当代主要发达经济体是建立在大型垄断企业为骨干、国有私营相混合、社会福利体系十分健全基础上的制度，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已经达到极为深入广泛的程度。
 新自由主义废弃了地租理论，何新则恢复了地租理论的重要地位，认为土地国有制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快的最重要内因，并提出许多新的观点。何新的新地租理论为抑制房地产泡沫提供了理论支撑。
 何新的通货膨胀理论极为深刻。 何新认为，所谓“短缺经济”实际是一种隐性通货膨胀，绝非“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一观点导致中国经济政策在1991年发生惊天逆转，由抑制需求转为开拓内外市场、扩大需求。
针对新世纪有人提出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抑制通货膨胀，何新指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热钱涌入，发生外升内贬式的通货膨胀，从而使问题更加严重。这一观点阻击了通过人民币升值搞垮中国经济的阴谋。
 自2010年，何新开始研究中世纪以来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神秘跨国金融组织“共济会”。何新研究了共济会的秘密金融历史后，对国际货币金融的研究推进到新的水平。 
针对以往人们普遍认为的是由商业资本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进而引导工业革命，何新提出“早期资本的大规模原始积累是通过金融信贷资本得到快速发展，然后由金融力量推动工业革命”的新观点。针对以往人们认为的经济危机是单纯由供销脱节造成，何新提出“有史以来发生的一切经济危机，无一次不是源于金融资本家的人为操纵”的新观点。 
何新因之提出了“早期资本的大规模原始积累并不是通过商业资本而是通过金融信贷资本得到快速发展；金融先行，才推动工业革命”、“有史以来发生的一切经济危机，无一次不是源于金融资本家的人为操纵”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何新认为1930年代以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并非出自马克思，而主要是出自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布哈林。 何新援引列宁的辩证决定论批驳了机械决定论（孟什维克）和左派政治经济学理论（布哈林）。 
何新认为世界形势发展到新阶段，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前人，必须有相应的具体改变。（重商主义，德、日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相似政策体系的不同版本。）俄国革命无疑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决定论，而只是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政治条件，因此由战时共产主义“倒退”回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这实际是在进步。
与此类似，中国的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都是必要的阶段，所以，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 何新主张全面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建立多元混合经济形态，保护民族工业和利益，构筑国家主义的政策体系和战略目标。
 何新强调促进就业，主张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抑制社会分配两极分化，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在国际上坚持独立自主，谋求中国的全球利益，在新时期应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货币金融方面，必须防范泡沫（慎重对待凯恩斯主义）、抑制投机，防止被国际金融势力（共济会）牵着鼻子走。 
何新长时期内不断提出具体的国家政策操作建议，许多建议被决策层采纳。 
在长时间与主流经济学派的论战中，何新经济学以其鲜明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进而成为经济学中国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