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超话]# 前言丨孔子修订《春秋》

古人认为春是发动生长的季节，秋是成熟收藏的季节，一年就只有春秋之分。由春分出夏，由秋分出冬，那是以后的事情了。以“春秋”为历史书的名称，大概是最初记史以年为单位的缘故。唐刘知幾《史通·六家篇》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太丁是商纣的祖父，那么，商的晚 期或许就已有“春秋”这个被作为史书看待的词了。《孟子·离娄下》说：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可知那时候的史书名称各国不尽相同，晋有晋的叫法，楚有楚的叫法，只鲁国仍然叫 “春秋”。他国是否也有叫“春秋”的，孟夫子没有说。我们现在见到的《春秋》，正是鲁国的史书，与孟轲所说相合。

按《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春秋》是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以后孔子所作。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里说：“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的任务罢。”但同是司马迁作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如果把这两条合起来看，似乎也近乎情理。孔子到周，约在三十岁以前，那时便已留意史书，于是以鲁《春秋》为主，编次史书，到获麟以后才最后完成，想必也是可能的。

我们也觉得说孔子“作”《春秋》，恐怕也不是很靠得住。理由不在上述，而是因为孔子自己就说过，他是“述而不作”，况且一部记事史书，要作恐怕也作不出来。作《春秋》的当是鲁国历代的史官，这才能解释为什么《春秋》前后体例文风不甚统一。但如果说《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则可能是事实。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既然经过修订，文风体例何以仍然不一？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隐、桓二公，非鲁国的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书名，到庄公二十二年才有“及齐高傒盟于防”的记载。假如孔子要统一体例，要么把此前非鲁之卿大夫的名补上，要么从此起删去参加盟会征伐的非鲁的卿大夫的名。如果补，一两百年前的事如何能补上？如果删，既已记上，又有什么必要把它删掉呢？难道历史记载，不应当比《春秋》的记载稍微丰富一些吗？现在为了统一体例，竟然把本就简单的史实再删去一些，这又何必呢？

孔子修订《春秋》，犹如我们现在校勘古籍，而比校勘稍为“自由”一点，有些地方，或许稍作改动，仅此而已。所谓“作”，也仅仅是校勘修订的一种笼统说法，或者说，是归美的说法，所以，古人所记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都应当看成是孔子校勘修订的证据。这种证据，除较晚的《史记》已记载之外，还可从别的更早的记载里看得到。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这段文字解释写“天王狩于河阳”的缘故，但不知是解释自己这样写，还是解释别人这样写。而《左传·成公十四年》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这里所说的“圣人”当是孔子无疑。似乎因而也可推知书“天王狩于河阳”的也是孔子。

《孟子·滕文公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里明说孔子作《春秋》。但孟轲属于辩士之类，往往言过其实。这里把孔子“修”说成“作”也是一例。不过，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他还能见到可靠的史料，不能说他的话全是无稽之谈。

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要算《公羊传》了。《庄公七年》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这里明确提出《春秋》有修与不修之别，而修之者为“君子”，即孔子。

二、《春秋》与《左传》

古人有将《春秋》《左传》合而为一的，讲《春秋》就是指《左传》。例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考之《春秋》经，没有延陵季子（即季札）慕义无穷的话，《公羊传》《穀梁传》也不见，唯《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季札让位的话。其言曰：“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这就是所谓的“慕义无穷”了。至于“见微而知清浊”，“闳览博物”，《春秋》经与《公》《穀》皆无记，只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季札至鲁、齐、郑、卫、晋，向所在国执政要人进善言忠谏，在鲁听乐观舞，能审知乐舞所表现的思想风格以及这些乐舞所产生的时代地域。由是知道太史公是把《左传》当作《春秋》古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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