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窥陶器铸泥封”——浅谈封泥的篆刻仿创
焦新帅
古玺印可以分以年代为别，或者是以使用载体不同分为封泥时代和钤朱时代，即以隋代为分水岭，隋代以前古玺印除去用于佩戴的箴言吉语肖形印和极小部分戳印于陶器、或烙压于皮革、木材之上，其他绝大部分是用于钤压封泥而用；隋代以后印章由原来用于钤压的封泥变成了以纸张为载体，且将多为阴文的古代玺印变成了阳文而用，其背后原因皆是缘于凸起的朱文更加便于在纸张上钤盖出清晰的印文使然。
自然不难理解，今天我们看到的战国秦汉的泥封方是古人真正的“印蜕”视角。古封泥和古玺印互为表里，且是古人真正用印的遗痕，是古代玺印真实的再现。战国秦汉印章多白文而少阳文，古封泥则多阳文而少阴文，二者的紧密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我们学习古代玺印重要的关注材料。
我们今天看到的封泥视角是以拓本为方式表现的，其与古玺印不同之处即是表现不同而带来的视觉差异，尤其是封泥“抑之以圆则圆，抑之以方则方”的趣味性，呈现出边框或微薄或朗阔，无规律可言，印文与封泥边栏的断续粘连等，皆可以产生不同形式、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所以我们从篆刻创作角度去欣赏封泥，它会别有一番古朴苍茫、金石味甚足、变换莫测的空灵多变之美，且这种美是区别于常见的精金美玉的秦汉印，是篆刻风格不可或缺的表现技法之一。
笔者以秦汉封泥意作印六枚，浅析于下，权作抛砖引。
《君子长宜》，西安北郊相家巷、六村堡一带于上世纪95年出土数量极其庞大的秦封泥，至今数量当以万计，不仅为秦印真实的用印遗迹，同时也是秦小篆最大宗的遗存，可谓是秦印的“正宗”。秦印多置边栏，故于篆刻仿创时此印可见有双重外框，此印“君子”作合文结构处理，印面空间布局为追求变化，故将左右两行作左宽右窄式，左边一行又以横向界栏分成上小下阔的变化格局。整体视角取疏密对比，即在结构最复杂的“宜”字处加以封泥意的粘连形成厚重的视觉效果。
《怀金垂紫》，是印意参西汉封泥意，章法取错落呼应，即“怀”“紫”因其结构复杂而占有印面较大空间形成斜角呼应，又用封泥边栏粘连效果加强呼应，形成视觉上的“双重呼应”。
《天涯倦游司马》，新莽官印中有《军司马丞印》《校尉司马丞》《西海羌骑司马》《太师公将军司马》等；新莽封泥中有《大司马士朱足》《司马中前士二》《大司马士王尊》等，印制皆三行，极尽典雅妍美之姿，此为王莽印章改制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印即以新莽封泥意作。此印实则无外框，仅用印下和印右侧少部分文字粘连形成似有外框的视觉效果，且这种粘连是极少细微的表现，意在表现封泥不同虚实下的对比。
《且陶陶乐尽天真》，王莽新朝国祚极短，虽仅存十五载，然其玺印泥封、泉量衡诏无一者不精善，无一物不妍美。新莽泥封者旧谱中辑录以传世者概不过百廿枚，此间又七十余者今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直至2009年于西安北郊卢家口村发现新莽泥封群，量为数百枚，凡计五百一十种，为有史以来最大宗新莽封泥遗存，此中即有《钜鹿罂陶属长》泥封，今拟其大意成此。
《绣衣执法出霜台》，此印亦拟西安卢家口所出新莽泥封群中所出《执法直三十四》，因为和泥封中“执法”二字相合，更便于其意的模仿，故在篆刻创作之内容抉择时，可以从于封泥部分内容相重者入手，成功率更高。
《西出阳关无故人》，此印意在封泥和陶文间，章法排列文纵向单行为主，末尾“无故人”置左右两行，意在避免单行排列过于纵长会使得印面潇散琐碎。“西”“阳”字形皆出秦封泥。
1994年孙慰祖先生辑成《古封泥集成》共收录封泥2642枚，此乃1993年以前各种谱录于新出封泥的总汇。然近三十年来，山川呈瑞，地不爱宝，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泥封量以数万为计，数十倍于前贤，更是我们篆刻创作取法的绝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