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特的增长目标驱动模式源于混合型经济模式：既依赖市场的力量，又通过目标指引保留实际介入能力。增长目标起到政策锚定和行动指南的双重作用，在短期内可以平滑经济周期，避免剧烈的经济波，但地方出于保守心理和激励动机普遍将增长目标设定得高于上级要求，平均逐层加码1.5到2个百分点，存在的棘轮效应使增长目标在经济繁荣期迅速上调，下行期却下调迟缓，这种在官僚体系内自上而下放大的增长目标既加剧短期主义和地方债务风险，也扭曲增长数据与真实经济状况之间的联系。
2002年到2010年是入世后外需拉动的高增长阶段，实际增长率大幅超越目标，目标设定较宽松，GDP增长高度关联于真实经济活动；2011年到2019年的经济转入稳中趋缓，增长目标逐渐从保守设定转向刚性约束，GDP增长与真实经济活动的关联显著减弱或消失；未能实现增长目标的地方会在基础设施方面采取刺激措施，还有产业政策倾斜、赠款和补贴等福利以吸引企业和投资等其他干预措施，这种投资将增加约GDP的0.4％，土地出让收入增加约GDP的0.07%，更重要的是地方债务增长约GDP的0.76%，这一期间保守估计各地方累计债务相对GDP增加了14%。
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大量地方债务挤占私营部门的资本供给，以政府主导投资的GDP空心化增长和财政脆弱性逐步累积；与此相对应的地方GDP增长与企业营收、居民消费、全要素生产率等微观经济指标脱节。经济稳定仍是首要任务，中央的增长目标在塑造经济轨迹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问题的根源不是单纯的增长目标设定，而是增长目标加码→地方干预加强→债务扩张加剧→GDP增长质量下降这一链条的循环下导致行为模式的系统性扭曲。#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