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遗族学校同学

民国卅六年（1947年）九月十八日，抗战遗族学校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于苏州开学了，董事长朱绍良、副董事长于斌，李宗仁、孙科、程潜、顾祝同等为名誉董事，王伯元、吴开先、马志超、陶一珊等为董事，浙江金华籍，毕业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曾任第三战区淞沪特派员公署主任秘书的潘承禹担任校长。

抗战遗族学校的发起，主要系天主教南京总主教于斌发起，于斌在慰劳远征军时，于滇西见到一位阵亡师长的遗孀，听到其流落他乡的艰困，因此决心建校，在抗战胜利，百废待举、物价飞腾之际，抗战遗族学校选址苏州，希望能够培养学生进行生产事业，以校养校，几经周折，才借得了位于苏州金门的日本上海内河轮船公司原址为校舍，苏州养育巷的几处民宅为宿舍，至成立一年以后，勉力收留了遗族两百名。

民国卅七年（1948年）四月三十日夜，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伉俪接待了二十名来自苏州遗族学校的女童军，可以看出她们敬礼精神抖擞。

抗战遗族学校创校开学时，代表致词的女同学说：

我们是一群孤儿，现在能有机会读书，有衣服穿，今后一定努力。

话没说完，已是泣不成声。

董事长朱绍良也百感交集：

烈士是债权人，我们后死者是债户。胜利已两年余了，这笔债不能不还，这是血债，我们不能用血来还已是够惭愧了。更不可使烈士英灵为他惨困的遗族而流泪。

如果他们看到了汪精卫今日又粉墨登场，敲锣击鼓，不知道会做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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