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的刑事案件，其实都是在撕扯证明标准”这是我最近在两个案子中得出的结论。第一个案子自然是前段时间比较火热的案件——大同订婚强奸案，围绕着这个案子，我发布了两篇文章《大同订婚强奸罪案，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大同订婚强奸案：不被认知的STR分型》，我在其中一篇文章的第一段，就论述了一个观点：其实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不在于什么是强奸，而是在争论“要证明一起强奸案，到底需要证据达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其实理论上并没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关键词：证据确实、充分。据我检索，包括《刑诉法》及《刑诉法》解释在内的司法文件公共出现了51次“证据确实、充分”这六个字。比如：《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综合认定涉案人员人数和涉案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做到证据确实、充分。”比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必须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五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需要重点注意的是，第五条还对“什么是证据确实、充分”作出诠释：然而，实践中，“证据确实、充分”在不同的罪名、不同的案情中，到底该怎么理解，存在很大的争议。这些争议有时候能够达成共识，有时候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