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宋朝的重文轻武。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更表现在经济上。文官，哪怕是最低级的县官，主簿，一年收入也有200多贯，还有国家配发的房子。武将的话，最高级别的武将能做到枢密副使，正常的年薪也只有200多贯。枢密副使还能有自己的房子，指挥使一级别的就只能住军营里，成家有了妻子孩子怎么办呢？自己花钱租房子住。职田也只给文官，武官都没有职田。

文官还有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就是各种赏赐。各种传统节日不用说，皇上登基，太后生日，各种皇家庆典文官都有赏赐，武将没有，只有打胜仗之后有赏赐——赏赐只限于酒肉之类的东西。绫罗之类的东西，必须得打了大胜仗之后才有。

武将从军，不仅政治待遇低——狄青当了枢密使，韩琦家里的妓女都依然敢嘲笑他——在经济上也几乎不能维持生活，所以宋朝稍有能力的人都不愿从军，更不愿意当武将。当武将的人，不是吃空饷，就是捞外快。比如中兴三大将里的那个张俊，此公和金人作战最出众的能力就是跑得快，几次宗弼亲自指挥作战都没逮住他。“别说一个石青山，就是十个八个石青山，他也未必追得上我！”这人还有一个能力特别突出，就是商业头脑相当好，在临安用士兵当劳役，盖起一座叫“太平楼”的酒楼，多样化经营搞得有声有色。还出租手下的士兵给临安周边的有钱人盖房子，赚了不少钱。他的部队都在腿上有刺青，老百姓称为“花腿军”，当时流传一首歌谣：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我之所以很惋惜岳飞，就是因为他能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锻练出一支岳家军，所遭受的压力和非难，可想而知。他最后的惨死，也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