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资讯##成都考古新发现##成都考古在线##成都身边事#2025年4月29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考古中心成功举办“石窟考古与中古社会历史研究——以题刻碑铭为中心”学术讲座，邀请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董华锋教授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张雪芬研究馆员分别进行专题学术讲座。来自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近4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讲座。
学术讲座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剑研究馆员主持。他首先对董华锋教授的应邀莅临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董华锋教授在佛教考古、敦煌学及出土碑刻等方面的研究成就。
董华锋教授的专题讲座以《川渝石窟摩崖题刻与唐宋社会历史研究》为题。他首先回顾了川渝地区石窟调查的历程，特别强调了对铭刻材料的调查与研究，还分析了摩崖题刻材料的形态、数量、分布、内容及现有研究状况，指出这类材料具有依附性、零散性和信息碎片化等特点。董华锋教授结合以往的具体研究案例，阐述了如何突破这些研究难点，推动石窟寺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董华锋教授认为，石窟寺中的摩崖题刻多依附于造像、佛塔和经幢，因此，研究者应更多关注石窟的营建历史，深入挖掘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不仅仅关注其中的断代与定名。针对材料碎片化的问题，董华锋教授提出，可以从具体问题出发，例如通过对安岳庵堂寺和安岳卧佛院的造像题记分析，结合瘟疫史的研究，可揭示古代社会应对瘟疫的措施和面貌。
针对材料零散的问题，董华锋教授列举了川渝地区古代石刻工匠体系的研究案例，认为可以参考敦煌地区的工匠体系，推测川渝地区古代工匠体系包括石匠、画匠、镌字匠、木匠等多个工种，且各工匠之间有明确的技术层次与协调角色。
最后，董华锋教授强调要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角度理解摩崖石刻的价值，探讨石窟的营建史和区域历史，并整合碎片化的信息，推动石窟寺研究的深入发展。
张雪芬研究馆员进行了题为《成都龙泉驿北周文王碑像的再认识》的学术报告。她首先介绍北周文王碑的具体位置及周边摩崖造像的情况，并梳理了对该碑的历次调查。张雪芬提到，近期通过对北周文王庙碑区的调查，发现了新的线索，并分析了碑文的主要内容及周边造像。她认为碑文分为历史记载和颂扬内容，符合南北朝时期墓志和纪功碑的常见形式，倾向于认为该碑是完整的碑文，而非两个碑的合体。
在进一步分析碑的性质及其与周边龛像的关系时，张雪芬复原了摩崖碑刻旁的小天王像上的小碑面，并对碑文的雕刻持续性进行了模拟，揭示了碑文中的北朝图像因素。通过对碑的位置与内容的分析，张雪芬认为，王象之记载的三块碑文实则就是如今所见的北周文王碑。
张雪芬总结道，经过研究，可以确认北周文王碑最初为强独乐所立，原碑为雕刻有蟠龙的石碑，可能位于其开凿的34号龛左前方。现存的38号龛中的碑为原碑的翻刻，碑文未做重大修改，碑首形制也与原碑相仿。通过结合唐代大历五年完工的37号小龛与38号碑龛的龛楣打破情况，及盛唐时期（8世纪初）开凿的46号龛与中心区域造像龛的避让关系，推测现存碑文翻刻时间应为8世纪初至大历五年间。
张雪芬还指出，碑文记载了大量北魏、西魏及北周初年的历史事件，具有极其突出的史料价值，同时碑文所涉及的强独乐为宇文泰造像，亦是成都地区纪年最早的北周造像，且属于佛像与道像合龛，这为研究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交流互动及这一阶段佛教、道教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两个精彩的主题报告结束后，学术讲座进入讨论环节。王天佑副研究馆员提出了关于北宋墓葬石刻历史价值的挖掘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摩崖造像和墓葬石刻是否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的问题。董华锋教授认为，从大量装饰石刻的石板样式来看，摩崖造像和墓葬石刻工匠体系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交流与联系。
此次学术讲座围绕“石窟寺考古与中古社会历史研究——以题刻碑铭为中心”展开，深入讨论了题刻和碑铭在石窟寺考古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揭示中古社会历史方面的深刻意义。两位专家的精彩报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极大地拓宽了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学术范围。展望未来，我们期待通过持续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推动石窟寺考古与中古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图文来源于成都考古微信公众号 撰稿：王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