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2013年：
2008—2009年间的房产泡沫的破裂，只不过是平均数回归原则的残酷演绎。现在的美国人自喜于便宜的手机、廉价的服饰和Facebook社交网站提供的好处，但支付自己的房产、医疗保险，以及退休后拿到富裕的养老金等，却愈发可望而不可及了。
一个为风险资本家彼得·席尔（Peter Thiel）和经济学家泰勒·柯文（Tyler Cowen）所指认的更加令人不安的现象，乃是最近几次科技革新浪潮的利益都严重失衡地流入了社会中最有才能的与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群手中。这个现象部分造成了过去一代之间美国不平等的大幅加剧。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分有GDP的9%；而截至200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23.5%。
由于人类天赋与禀性的天然差异，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然而今日的科技世界却极力扩大着这些差异。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数学技能的佼佼者没有机会使自己的才能化作资本，时至今日，他们则摇身一变，成为金融奇才或软件高工，侵吞财富的食欲与日俱增。
另一个蚕食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的因素是全球化。随着交通与通讯开支的节省，以及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新劳工在全球劳动市场的登台亮相，发达国家年迈的中产阶级所从事的工种现在已经能在其他地区被更廉价地完成。在一个优先考虑收入总额最大化的经济模式下，就业的流失在劫难逃。
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最为令人不解的特征之一，在于目前为止的平民主义运动主要选择与右翼而非左翼为伍。
例如，在美国，尽管茶党擅长于反精英主义辞令，其成员倒是为保守主义的政客投票，这些政客恰恰效忠于他们扬言所鄙视的金融家与企业经营者的利益。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众说纷纭，这其中包括与其结果均等，还不如机遇均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以及诸如堕胎问题与持枪权利问题等文化议题会与经济议题互相纠缠盘绕的事实。
然而，具有广泛基础的平民主义左派未能成形的更深层原因却应当诉诸理智。近数十年来，左派思想一直后继乏人，他们未能明确地首先给出一个严谨的分析，说明当饱受经济变革之痛时，各先进社会的结构将何去何从，并继而提供一个有望保全中产阶级社会的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
坦言之，过去两代之间的左翼思想的主要潮流，无论作为概念框架，还是作为政治动员工具，都可谓一败涂地。学院左派代之以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以及一众相对于经济而言倒更瞩目于文化的其他支离破碎的理论潮流。后现代主义在对于任何有关历史或社会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是否可能的否定声中启航，从而在深感被精英分子出卖的广大民众中自灭威信。文化多元主义则坐实了几乎所有外团体（out-group）的受害者地位。在这样的一个杂牌军中酝酿一起大规模的革新运动绝无可能：大多数苦于现行体系的工人阶级与中下产阶级民众都耻于与这种在文化上因循守旧的盟友为伍。
此类运动所潜藏的危险也显而易见：尤以美国为例，若对其一向鼓吹的更加开放的全球体系一反其道，或许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回击。在诸多方面，里根—撒切尔改革的确如支持者所愿，成功迎来了一个日益竞争激烈的、全球化的畅通无阻的新世界。一路走来，它创造了大量财富，并在所有的发展中世界培植起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导致了紧随其后的民主思想的传播。发达世界或许也正站在一系列科技突破的门槛上，而这些突破不仅会增进生产力，而且将为大量中产阶级分子带来有价值的职位。
然而，过去30年间的经验却与如上的美好信念背道而驰。事实上，不平等加剧的前景绝非毫无凭据。当今美国的财富聚积效应业已开始自我强化：如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所证明的，金融部门动用其政治门路一路疏通打点，得以免于更为繁重的管束。阔家子弟们的私塾好得无以复加；所有其他人的学校则每况愈下。所有社会中的精英分子靠着他们与政治体系的狎昵而钻营着他们的利益，却不曾见到民主政治动员的矫正力量与这种政治现实针锋相对。美国精英分子也绝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