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袭莹使我们想起最高指示：干部子弟令人担忧

我小时候1964 左右，毛主席有一个指示: 我们的干部子女很令人担心，他们缺乏社会经验，但优越感很强，教育他们要靠自己，不要靠父母。
我的小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北京市最好，我们老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叫霍懋征。他去世国务院给定为新中国小学教育第一人。一个人又教语文又教算术，又带了我们 2 年，五六年级班主任。我们班里边高干子弟特别多，有三个人的父亲或爷爷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好几个六七位全副部长以上的子女，其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子弟，一般平民子弟不多。
文革期间，小学办了一个“批判修正主义展览”，我班成为“黑线典型”， 改革开放以后有我们老师又是大红大紫，上电视台，写书的各种宣传，全是其他班级。有人说我们那个班叫高干子弟班，我们从小就是低调，没参加宣传，只有我写了回忆录，已发在网上了。
当时注重这干部子弟教育，特别是彭真万里领导的北京市，对干部子弟要求特别严格。回想起来老师有意安排，高干子女不当给学生干部，中队长、大队长、小队长几乎完全没有，也没优先加入少先队。
中国少年报采访我们班，全是平民子弟，老师校长不让高干子弟去炫耀。少奇的儿子和我一个座位，坐儿童车，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完全没小汽车接送。
我们毕业时五个同学获得北京市三好学生奖状，全是知识分子子弟，我是之一。在小学里是平等教育，没有出身歧视。规则是德智体。我的学习好，威信就高，直到上了大学通信，高干子弟同学还说，你还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吧，还是小时那个印象。极个别的同学堕落了，去海外吹牛，说自己是某某人的同学，没有什么意思。我同学里高干子弟多，都是平等相待，我也不去求他们办什么事，所以至今都非常好。
到了北京四中差远了，也是高干子弟集中地方，那时路线开始变阶级斗争为纲，讲出身了。班里一些学习比较差，出身比较好的同学，搞忆苦思甜。 校领导贯彻北京市委彭真的意见，不许干部子女参加四清政治运动。副市长万里开了一个大会，甚至对高干子女说，避免要是再闹，就把你们抓起来。
那时候四中六个高干子弟，1964 年左右，给中央写信，揭发北京四中党支部领导不贯彻阶级路线，提拔出身不好的教师；不照顾红五类子弟。要求废除高考，这个信被打回来了，说未来建设需要科技人才，要考试择优。不让学生们参加政治运动，高干子弟有了自己的渠道，几次告到中央，在班里搞夺权，把出身一般的同学，当了团支部，班长的，给换了。
那时出生不好的人，开始不让上好大学，发展到 1966 年，干脆取消了高考。
1966年6月，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废除共青团？红卫兵按照红五类参加，内部按照父亲级别和参加革命年限定尊卑，抄家打人也是其中一些性情暴烈的人带头，犯了严重错误，多少年以后有人回来道歉。 他们自己的父母很快都被斗争，说是走资派。 黑锅一背四五年， 七八年，得家破人亡，都受到了应有锻炼，够惨的。
老三届红二代很多人，现在当了大官，发了大财，还是有资源。但毕竟年轻时经过长达十几年理想教育，当工农兵，甚至家破人亡，十几岁小孩，父母被关起来甚至被打死，兄弟几个跑到全国各地去插队，都是绝望十来年，受到过分严酷的锻炼。
下一代的小权贵子女，实在让人看不上，没有受过磨难，哪来这么强的优越感？
第一个典型“我爸是李刚”，一个科级干部，孩子嚣张成这样，董袭莹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