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诸军志略（三）：游牧之兵

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突厥、回鹘、吐蕃、沙陀、契丹、蒙古、钦察、阿速等皆以游牧民族成军，衣皮革，食畜肉，逐水草而居，其战斗力仅次于渔猎民族。夫余、室韦、女真、渤海、满洲、索伦等虽为渔猎民族，亦以骑兵为主。这些尚未世俗化的游牧和渔猎民族骑兵，又还有部族武装的性质，所以“征发调遣，事同一家，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

南宋初岳家军亦有数千骑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岳云率领的岳家军骑兵出死力血战，立下汗马功劳。明初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之所以能够多次打败建文帝的大军，是因为得到了朵颜三卫两万蒙古骑兵相助，而明朝中央能够调集的部队缺乏大规模的骑兵。

《资治通鉴·晋纪九》：“石勒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

《晋书·桓温传》：“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

《资治通鉴·后梁纪五》载：“契丹围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阎宝、李存审步骑七万会于易州，存审曰：‘虏众吾寡，虏多骑，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虏以万骑蹂吾陈，吾无遗类矣。’嗣源曰：‘虏无辎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吾粮，吾不战自溃矣。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

古代的步兵见到骑兵是非常害怕的，“契丹行山上，晋（后唐）兵行涧下，每至谷口，契丹辄邀之，嗣源父子力战，乃得进。至山口，契丹以万馀骑遮其前，将士失色”。

南宋吕夷浩《上边事备御十策》：“臣尝考近年以来，金人入寇，我师遇之，不暇成列，輙奔溃败走者，以平原广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骑兵故也，又金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

李纲《论进兵札子》：“自金人凭陵以来，未闻诸将有与之对垒而战者，率皆望风奔溃。间有略布行阵，为其突骑所冲，一散而不复合。”

骑兵的冲击力，步兵在平原上是无法阻挡的，人是撞不赢奔跑的马的。戚继光曾经专门说过这个情况，“以数万之众，驰突于原野，如风雨骤集，山崩河决，一拥而至，此胡虏之常，而中国以为必不可御之势也（《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四十九）”。

不仅仅是骑兵拥有巨大的冲击力，步兵无法阻挡，还因为骑兵拥有快速的机动性，完全可以迂回到后方切断步兵的粮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道都被断了，步兵就必败无疑。

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在其世界名著《草原帝国》中对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游牧者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 但他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成，这一兵种，赋予了他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就像火炮赋予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事实上，中国人和伊朗人都没有忽视过这支骑兵。中国人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采用了他们的骑马服装。波斯人从帕提亚时代起就领略了骑兵撤退时所射出的雨一般的箭的威力。但是，在这一领域里，中国人、伊朗人、罗斯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从未能与蒙古人相匹敌。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子，习惯于耐心的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种诡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并不是说他们常常遇上敌人，相反，他在对他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 他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精疲力尽。这支骑兵蒙蔽人的灵活性和无处不在的假象，一经被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哲别和速不台所掌握，就赋予了它一种共同的智慧。普兰·迦尔宾和卢布鲁克曾亲眼目睹过战斗中的这支骑兵， 他们被它决定性的技术优势所震惊。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亡了，因为它们产生于马其顿和罗马政体，它们是有组织的国家部署的产物，像所有国家一样，它们兴起、发展、消亡。而草原上的马上弓箭手们统治着欧亚大陆达13个世纪之久，因为他们是大地的自然产物，是饥饿和欲望的产物，是熬过了饥荒岁月幸存下来的游牧民。 当成吉思汗成功地征服了世界时，他是能够这样做的，因为当他还是一个被遗弃在克鲁伦草原上的孤儿时，就与弟弟老虎术赤一起每天带回了足够的野味，而没有被饿死。对古代和中世纪来说，马上弓箭手们投射和飞驰的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 在当时是具有战斗力和摧毁敌人士气的作用，几乎与今天枪手们的子弹的作用一样。”

托名为诸葛亮的宋代军事著作《将苑》中说：“北狄居无城郭，随逐水草，势利则南侵，势失则北遁，长山广碛，足以自卫，饥则捕兽饮乳，寒则寝皮服裘，奔走射猎，以杀为务。汉长于步，日驰百里，虏长于骑，日乃倍之。汉逐虏则赍粮负甲而随之，虏逐汉则驱疾骑而运之，运负之势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汉战多步，虏战多骑，争地形之势，则骑疾于步，迟疾势县。不得已，则莫若守边。守边之道，拣良将而任之，训锐士而御之，广营田而实之，设烽堠而待之，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

骑兵虽然远胜于步兵，但汉族地区不产马，马匹多来自塞外与西南边疆，所以中原王朝要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极为困难，除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汉武帝反击匈奴时曾组建成强大的骑兵部队，此后中原都只能以步兵为主，这是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猖獗难制的重要原因。

戚继光说：“虏以马驰逐，我亦马应之，虏皆二三其马，且膘壮而惯习之，我军一马，又皆羸弱，是马之算，弗如虏也。虏以马冲，我以步应之，挑濠则为自守计，非却虏也。若出步战，必不能当群马之冲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五十）”。

熊廷弼经略辽东，上疏云：“良马数万，一朝而空。今太仆寺所存寄之马，既多瘦小，驿马更矮小。巿宣府、大同马，并无一匹解到。即现在马一万余匹，半多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图充歩军，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剌死者。以此马愈少而倒损愈多。皇上以为马匹如此，能战乎，能守乎？北兵入犯，连破数十城，无敢撄者。孙总督传庭亦云：‘我麾下百战兵，为流贼望而胆落者，遇北兵辄股栗。偶一日，与北兵隔河相望，我兵詈云：‘吾淫若妻女。’北兵大笑，驱营中妇女百数十出，皆红紫成群，指与我兵曰：‘此若辈妇女，尽为人淫，反欲淫人耶？’语未毕，以数十骑浮渡，我兵数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践死者甚。”

即使是买到了塞外和西南边疆的良马，中原地区也难以大规模的放牧繁殖，所以良马也逐渐退化为驽马，不堪战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六：“夫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敌之用，实骑兵为急。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在乎啖戎以利，使重译而至焉。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盖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转徙，旅逐水草，腾驹游牝，顺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马，至于中国，则絷之维之，饲以枯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隤，因而耗减，宜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