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被亲叔叔猥亵后一个家族集体沉默#】这是一起发生在家族内部的性侵害：2022年4月，22岁的宋辰报警，说自己从2007年到2014年，一直遭受宋金宇的猥亵。宋金宇是他的亲叔叔。案子在2024年5月9日一审开庭，6月24日，深圳市宝安区法院判宋金宇犯猥亵儿童罪，刑期4年6个月。宋金宇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在深圳见到宋辰时，案子还没开庭。那段时间，他待在家里，日夜颠倒地打游戏，只有不得已要见律师和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才勉强出门——他患有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接受过药物和物理治疗，并因此中止了高中学业。他说自己没法过正常的生活，能活到现在，“不过是死命撑着而已”。
这条自救之路漫长且艰难。宋辰第一次把被猥亵的事告诉家人是在2016年3月，他16岁那年，却在2022年4月才报警。心理咨询师、律师、医生、警察、法官都问过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晚才报警？”而亲戚们问得最多的则是，“为什么不拒绝，还继续去给他搞？”
答案是复杂的。发生家里的性侵害，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人都看得见，却集体选择沉默。宋辰告诉我，比起叔叔，他更恨自己的父亲宋海江。16岁那年，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把儿时被猥亵的事讲出来时，父亲的不理解和不作为，让他几近崩溃。他把“想死”挂在嘴边，也“想杀了我爸”。姐姐宋欣告诉我，“弟弟随时都有可能从自己面前消失”——在这个家中，比宋辰大四岁的宋欣是唯一坚定支持他的人。

根据判决书，2007年到2011年，宋金宇多次趁和宋辰独处的机会，用手伸入后者的衣服、裤子进行抚摸。2011年，宋金宇随父母搬离了老楼。但宋辰去爷爷家玩电脑时，又多次被摸下体。猥亵一直持续到他14岁。
宋辰说，最严重的一次是2008年春节期间，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2016年春天，一次未经允许的手机检查撕裂了这个家庭平静的表象——家人发现了宋辰手机里与同性的暧昧聊天记录。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16岁的少年在慌乱中吐露了更沉重的秘密：他说自己小时候“被叔叔弄过”，并用“少食多餐”隐晦描述了那段经历。
围坐在饭桌前的一家三口愣住了。
“紧接着，大家都哭了，大哭”，宋辰记得，他当时觉得有些奇怪。再后来，从父母的转述中，他得知，父亲找了宋金宇沟通，对方的答复是，“男生之间玩一下，没什么。如果觉得不行或者实在不舒服，可以安排道歉，双方握手言和。”
此后，事情好像不了了之了，宋海江的反应也像是“这事过去了”，没有再提。
黄丽茹的反应更剧烈一些。宋欣记得，母亲去潮汕老家求了个符，烧了泡水让宋辰喝，说是用来“驱邪”。很多年后，黄丽茹告诉我，宋金宇当时的说法让她觉得是在“找借口”，她很生气，“梦到自己拿把刀去插他”，这样的梦来来回回持续了一两个月。
黄丽茹是潮汕人，十一二岁就没了父亲，很早到深圳打工，谈过一次恋爱就结了婚，之后做起了家庭主妇。婚前，她对性一无所知，电影里的人接吻，她不敢看，把脸别过去；十几岁的时候，她还坚信“跟男人坐在一起会有宝宝”，从陆丰坐车去广州，会把旅行包卡在座位外面死死抓住，害怕自己被男人碰到，“碰到就会有宝宝”；生宋欣前，她以为“小孩是从屁股生出来的”——因为小时候，母亲是这么告诉她的。
宋辰当然也不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
初中以前，他没从学校和家庭中接受过任何性教育，“连大人都羞于启齿，你还指望一个小孩子从哪里得到这些教育呢？”直到初三，有了自我意识，他才隐约觉得“不对劲儿”。但他总记得，宋金宇当时说，“不要告诉别人”。儿时的经历告诉他，必须听话，不听话就会被大人打骂，于是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即使在饭桌上讲出来后，宋辰也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状况——他当时的念头是，“不要告诉爷爷”，他担心爷爷身体承受不了；他也在乎别人的看法，怕影响到家族的颜面。

从2016年到2021年9月，宋辰一共进行了45次心理咨询。宋辰告诉我，也就是在这一次次讲述和分析中，他逐渐认识到过去的遭遇对自己是一种伤害，以及这种伤害是由他人造成的，不是自己的错。

2022年4月18日，宋辰正式报了警，5月18日警方立案。2022年12月23日，宋金宇被刑事拘留，24天后被取保候审。
爷爷和姑姑在2023年底再一次上门来谈判。“想着年轻人受伤了，伤痛可以随着时间慢慢被冲淡。”爷爷说。宋辰立刻否定了，他觉得可能一辈子都放不下，说自己“到现在依然很想死，想自杀”。
爷爷最后亮了底牌，说自己的宗旨是家和万事兴，如果非要打官司，搞得两败俱伤，“就会没有了经济来源，村里所有人看不起我们家族。如果你们官司打赢了，我会把你们爸爸的物业全部都收回来”，“那就没有亲情可言了，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不想要钱呢？”宋辰不懂这是求和还是威胁，但他还是决定走下去。
“是姐姐代替了父母的责任。”宋辰告诉我，报警一直是宋欣在推着他往前走的，“你不能指望所有受害者都是坚强的或者有信心的。社会对受害者的支持是很微小的，几乎没有，至少我看不见啊。是我姐去学习了很多东西，才走到这一步。其他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呢，会有这样的姐姐吗？”
走上法庭，算是宋辰主动为自己迈出的一大步。但彼时他告诉我，自己对结果没抱什么期待，“如果结果不好，好像（日子）也不会过得更差了。就算是一个好结果，他受到了惩罚，又能怎么样呢？他付出的代价有我付出的代价大吗？迟到的正义还能叫正义吗？”
开庭时，宋金宇的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他自己也一直否认犯罪。喻志蕴告诉我，由于报案时间太晚，这个案子无论是证据还是追溯时效上，都有些“先天体弱”，但宋欣提供的录音是很关键的证据。宋金宇自称“只是触碰了下体”，虽然他主观上认为这不属于性侵，但客观上证实了其确实对受害人实施了猥亵。
宋辰本人的出庭也增加了可信度。虽然他的自述属于间接证据，但结合其他证人的证言，以及过去几年的心理咨询和就诊记录，法院一审认为他的陈述“真实性高，具有明显亲历性”，“足以认定被告对被害人实施了猥亵事实”，适用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第三款和第八十七条，判其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那么当施害者被判刑，案子看上去有了不错的结局，受害的一方能就此走出来吗？
“走出来”似乎是大家的普遍期待，陪宋辰一路走来的宋欣、律师喻志蕴和心理咨询督导师隋双戈博士都跟我提到过这个词。但宋辰自己也不确定。
实际上，对宋辰来说，相比宋金宇，父亲的不作为给他造成的伤害更大，也更深远。“我想杀了他”，宋辰不止一次说过，他原本不高兴的脸变得更愤怒了。
其实在事情最早被捅破的两三年，宋辰对宋海江是抱有期待的。如果他能“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比如报警或者提供经济层面的帮助，那大家可以继续“好好做父子”。但宋海江非但没有，他甚至在子女报警前，去为宋金宇找律师——他内心的天平，似乎还是倾向了亲弟弟这方。
“他不知道，他自己才是一直刺激我的人。”宋辰说。
说过无数次想杀掉父亲后，2024年2月23日，宋辰真的行动了。当晚，他打电话给宋海江，说要去餐馆楼上的办公室找他。宋海江以为儿子要来谈判，其实宋辰“就是打算去弄他，办公室里什么工具都有”。他先是骂宋海江：“你还是个人吗？你儿子变成这样，你却什么都不做！”宋海江不以为然，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宋辰冲上去动手，但他太瘦弱了，很快就被父亲死死摁住。最终宋海江离开了办公室，留下宋辰将能砸的杯子、电器砸了一地。
2024年10月，宋辰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觉得什么都没变。彼时，该案一审已宣判。
“我已经输了，说难听点，等于‘净身出户’了。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正常（好好读书考大学）的孩子，现在我没有前途，没有学历，被耽误了10多年，它（法律结果）能让我的生活带来什么美好转变吗？家里人都把它当所谓的家事。一个小孩被人猥亵了，大家会质疑为什么你当时不说，可问题不是出在施害者身上吗？整体环境不会因为一个个体承受了巨大的伤害，而发生改变的。”
他现在停止了心理咨询，认为那只能起到暂时稳定情绪的作用，“这件事情对我造成的伤害，判他4年半是根本弥补不了的。我没有心力了，我现在仅存的力量只能支撑我这样苟活下去，如果再让我去触碰什么可能性，我怕我的心死了，人就真的死了。”

“案子了结，宋金宇被判刑，算得上有正反馈的事吗？”4月下旬，我在电话里问宋辰。他已经“逃”到了贵阳，试着让自己好起来。
“有，但不是现在。”宋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说比起法律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他更希望这样的事能被关注，被看到——这是我当时用来说服他接受采访的话，但现在他认同了这种说法。“如果能引起社会对儿童保护的重视，特别是让更多人意识到，男孩子同样可能遭遇这种伤害，或许就能减少像我这样的受害者。这大概是整件事唯一带来的正反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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