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两汉时期，狗肉在宴席中的地位还是不算低的，众所周知《礼记》曾多处记载狗肉是供周天子享用的肉类，且“士无故不杀犬豕”（士人阶级，非重大节庆日、婚礼等场合，不能随便杀狗、猪食用），并记载当时有专门的肉狗品种“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晏子春秋》记载晏子建议齐景公将死去的猎犬“趣庖治狗，以会朝属”；枚乘《七发》记载楚太子饮食有“肥狗之和，冒以山肤”句；到了唐朝，大概是由于其他类型肉用牲畜的饲养水平有所提高的缘故，狗肉的食用量大为减少，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曾记载汉初名将樊哙“以屠狗为事”，唐朝人张守节为司马迁《史记》作注解的《史记正义》一书就在这里特别注明：“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之”，可见唐朝人吃狗肉大大少于两汉时期，以至于需要专门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会有人“以屠狗为事”。而到了五代至宋朝以后，狗肉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下滑，有身份的人是不屑于吃狗肉的（例如宋代著名美食家苏轼就曾经因下属官吏吃狗肉而不满，见苏轼《记徐州杀狗》），这是因为狗肉在当时已经成为我国市井流氓无赖的标志性食物。“吃狗肉”几乎可以和“偷盗别人的狗来吃”划等号；在当时的清白人家看来，谁吃狗肉，谁就是地痞、街溜子；故有“狗肉上不得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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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郎那里住得几日，史弘肇无礼上下。兄弟两人在孝义店上，日逐趁赌，偷鸡盗狗，一味乾颡不美，蒿恼得一村疃人过活不得。没一个人不嫌，没一个人不骂。......郭大郎兄弟两人听得说，商量道：「我们何自撰几钱买酒吃？明朝卖甚的好？」史弘肇道：「只是卖狗肉。问人借个盘子和架子、砧刀，那里去偷只狗子，把来打杀了，煮熟去卖，却不须去上行。」郭大郎道：「只是坊佐人家，没这狗子；寻常被我们偷去煮吃尽了，近来都不养狗了。」史弘肇道：「村东王保正家有只好大狗子，我们便去对付休。」两个迳来王保正门首，一个引那狗子，一个把条棒，等他出来，要一棒捍杀打将去。王保正看见了，便把三百钱出来道：「且饶我这狗子，二位自去买碗酒吃。」史弘肇道：「王保正，你好不近道理！偌大一只狗子，怎地只把三百钱出来？须亏我。」郭大郎道：「看老人家面上，胡乱拿去罢。」两个连夜又去别处偷得一只狗子，撏剥乾净了，煮得稀烂。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收录于冯梦龙《古今小说》
（注：史弘肇与郭威，均出身于社会底层，历史上曾同为五代后汉将领，私交甚厚。950年史弘肇被后汉隐帝处死后，郭威起兵造反，夺得皇位，自立为后周皇帝，追封史弘肇为“郑王”。这哥俩混迹江湖的故事在宋朝经常被改编为市井话本、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