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诸军志略（六）：家丁之兵

明朝中后期，驻守全国各地的卫所军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乃至逃亡大半，不得不行募兵制，而朝廷所招募的营兵也多是“游食无赖之徒”，器甲简陋，粮饷短缺，全无斗志，“暮投河东，领出安家月粮，朝即投之河西。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熊廷弼《辽左大势久去疏》）”。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部尚书丁汝夔核（京师）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明史·兵志》）。”所以在明代中后期，打仗只能依靠南方少数民族的土司兵和各将领自己豢养的家丁。嘉靖年间宣府总兵马芳，“勇敢善战，练习夷情，尤善抚养家丁，临戎对敌，斩馘最多，一时边塞倚之，称名将云。”万历平播之役，“诏蓟辽总兵戴延春、游击叶卯荣、山西参将卢应亮、陕西都司丁南智、原任代州参将余德荣、固原参将陈松等，各率亲丁赴川贵总督调用。”萨尔浒之战，“征兵十万，大半脆弱，集合诸将，仅得精勇家丁数千，又分四路。奴则廿年选练，犀利精强（徐光启《兵非选练决难战守疏》。”明朝的兵制败坏到这种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明史·刘文炳传》载，崇祯皇帝在自杀的前一天，还指望他的表弟刘文炳和妹夫巩永固的家丁为他杀出一条血路，“十八日，帝遣内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偕永固谒帝，时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纠家丁，能巷战否？’文炳以众寡不敌对，帝愕然。”

明末各将领都豢养家丁，又被称为亲丁、健儿，《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今西北将帅所蓄家丁，其廪饩衣械，过额兵十倍，每当大敌，用以陷阵，其善战者多以首功自奋，间至登坛。”吴三桂父子有家丁三千人，都是由吴氏的兄弟子侄和亲属、故旧、乡党所组成，他们是关宁军中的精锐，人人都是小有产者，每日细酒肥羊，过的是地主富农的生活，这在明末经济凋敝的情况下是很不错的待遇了。吴襄自言：“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亩庄田（《绥寇纪略补遗》卷上）。”

李成梁父子亦有数千家丁，《明史·李成梁传》：“甄拔将校，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清太祖努尔哈赤早年就是李成梁的家丁，“塔失有二子，长即太祖，次速儿哈赤，俱幼，李成梁抚之。太祖既长，隶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太祖亦尽死力，成梁俾为都指挥，领祖父遗众。（《山中闻见录·卷一》）。”李氏家丁分为哨探、里家丁、外家丁、选锋、火器等十营，“专仗此树勋。癸巳朝鲜之役，平壤大捷，李如松以平殄在迩，不欲他兵分其功，潜率家丁二千人夜至碧蹄馆，遇伏一举歼焉。其家丁李友升者，积劳已至副总兵，只身殿后战殁，如松始得脱。升初为健儿，昵一妓，因违令失期当斩，如松惜其勇，因用重赀买妓，并为制奁具，共费千金赐之，至是以死报（《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幸存录》卷中《辽事杂志》说李成梁父子对待家丁，“恣其所好，凡衣服饮食子女等宅呼庐狭邪之类，俱曲以济之，故人皆乐为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

李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诸战功率藉健儿（《明史·李成梁传》）”，“弟成材参将，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总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参将”，“当是时，天下皆疑李氏有异志”，屡遭弹劾，“给事中黄道瞻等数言如松父子不当并居重镇”，“御史任养心言：‘李氏兵权太盛。姻亲厮养分操兵柄，环神京数千里，纵横蟠据，不可动摇。如柏贪淫，跋扈尤甚。不早为计，恐生他变’”，于是李成梁父子戒惧，自翦羽翼，居家二十余年，“子弟恣意声色妇人”，“始成梁、如松为将，厚畜健儿，故所向克捷。至是，父兄故部曲已无复存（《明史·李如柏传》）”，待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李家已经不能战了，所部望敌即溃。《幸存录》卷中《辽事杂志》说：“当成梁盛时，所招致智勇之士，熟战阵者甚多。李氏之盛衰，即辽事之兴坏系焉，岂非天哉？！”

刘綎是明末大将，“最骁勇，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猓，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其所招致奇材剑客之属，实甲于群帅。刘败后，无有及之者矣（《幸存录》卷中《辽事杂志》）。”《明史·刘綎传》：“綎，将家子。父显部曲多健儿，綎拥以自雄。”刘綎能打硬仗，靠的是他父亲刘显遗留下来的家丁，但刘綎自己也招纳了一大帮四方亡命之徒，“綎战死，养子刘招孙者，最骁勇，突围，手格杀数人，亦死。”

刘显、刘綎父子的家丁，不仅仅是汉族，甚至可以说是一支多国部队，朝鲜《宣祖实录》二十六年四月十日、四月十二日载：“綎令所率暹罗、都蛮、小四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镗钯等投顺人列立于左右，次次各呈其技，终日阅视”。而这些多国部队的来历，刘綎对朝鲜兵曹判书李恒福说：“我自十三岁，从父亲领兵征战，横行天下。将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今所统率，虽只五千，水陆之战皆可用，倭贼不足畏也。”

刘綎家丁的武器装备更是千奇百怪，“问所领各处苗蛮名号，所用技艺，则总兵即呼暹罗、都蛮等諸藩向化，摆列左右，各执其器，次次来呈，殊形怪状，种种不一，眩耀人目。有扁架弩、担弩、诸葛弩、皮甲、雷雪刀、关刀、月牙铲、丫枪、藤牌、活拿人棍、拿人挝、狼筅、打拳、天蓬铲、杨家枪等名号，又有四楞鞭，七十斤偃月刀、袖箭等器，则总兵所自用也。”

暹罗是今泰国人。都蛮为川南仡佬族，又称为都掌蛮。小四天竺为印度南部泰米尔人。六番为今四川雅安西北之羌人。得楞国为缅甸孟族人。
苗子是今天苗族。西番为川西氐羌，今多属藏族。三塞为云南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司土著民族。缅国今缅甸人。播州今贵州遵义土著民族。镗钯今云南边境布朗族，使用组合长兵器"镗钯"。

刘綎父子久镇西南，以西南各土著勇士为家丁。

朝鲜人申炅《再造藩邦志》“刘綎字子绅，号省吾，江西南昌府洪都县人，领川蜀兵五千人，其中有海鬼数十名，其种出南番，面色深黑如鬼，能潜行海底。又有长人，形体几二丈，不堪骑马，乘车而来。又以猕猴服弓矢骑马前导，亦能入贼中解马缰。”

则刘綎还有南亚善潜水的矮黑人和来自异域的巨人家丁。又还有受过专门训练，善于盗马的猴子，这种猴子可能是吉普赛人或者印度人训练出来的。

刘綎甚至还有五百名善于使用火铳的日本家丁，是朝鲜战场所得之降倭。《筹辽硕画》卷二十二：“蜀镇远营之降倭铳手五百，乃先都督綎之旧人，与松潘、柳杨、天全、石砫之众技亦相等。”

萨尔浒之战前，四川总兵官刘綎“以军政拾遗，革职回南昌。不予归饷，道穷路囧，空腹而归。沿途典当衣甲兵器，帐下家丁多散去，或寄在他将名下，仅余七百（王在晋《都督刘将军传》）。”
后辽事急，召为援辽总兵，四路明军仓促出师，刘綎在四川的旧部和剩余家丁还没有来得及赶到辽东，故中伏兵败死。

不过刘綎所部家丁军纪是不好的，在朝鲜时“出入村巷，夺掠财产，劫奸妇女，至有强奸童女（朝鲜《宣祖实录》三十一年八月一日）”，刘綎本人也有“姬妾八十余人（徐世溥《刘少保外传》）”，但刘綎的姬妾有些是能打仗的，“有二蜀姬，资质娟妍……善舞双刀，有力敢战，在军前亦数出，少保遇险二姬死”。

和刘綎一起战死在萨尔浒的另一位明朝勇将杜松，万历三十六年调任辽东总兵官，有随任家丁八百一十三名，“委千总一员、把总二员管领”。由于家丁是私人武装的性质，所以明朝各将领的家将都是由自己委任的，不会让朝廷插手。

明末与李成梁齐名，有“东李西麻”之称的大同总兵官麻贵，廷议其“健将知兵，且多畜家丁”，“东西并著功伐”，“称一时良将焉（《明史·麻贵传》）”。

在东南沿海的郑成功父子，不仅有日本人家丁，有白种人家丁，甚至还有一支擅长使用火枪的非洲黑人卫队，人数多达五百人。西方传教士写的《在华方济各会志》中说：“这些黑人卫队是郑芝龙从澳门和其它地方弄来的”。明人蔡汝贤《东夷图像》：“黑番鬼，号曰鬼奴……绝有力，一人可负数百觔，临敌不畏死，入水可经一二日。尝见将官买以冲锋，其直颇厚，配以华妇，生子亦黑……或曰：猛过白番鬼云。”

明崇祯四年，辽东世将祖大寿守大凌河。《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六函》第三十九册天聪五年七月至八月： 汗曰：“ 明人善射精兵，尽在此城， 他处无有也。 山海关以内，兵之强弱，我所素悉，以我思之，天若以此城畀我，则山海关即可得，天若不与，则不能得山海关矣。”八月十一日“系书於矢，射入城内。其书云：天总汗曰：“我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惜之。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我杀戮，故不相信耶！不惟不杀尔蒙古，即明人为我仇敌，除其抿战而被杀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矣！”

明朝北边诸将都爱以蒙古、女真降夷为家丁，以其善骑射，祖大寿亦如此。但这些北夷家丁往往叛服无常，天启元年浑河之战中，沈阳总兵官贺世贤的蒙古家丁就叛变，不仅断沈阳城外吊桥，使贺世贤“中矢坠马而死”，还打着贺世贤的旗号偷袭在浑河立营的明军。至于满桂、猛如虎、虎大威等明朝将官，本来就是蒙古人，他们所豢养的家丁当然也就基本上都是蒙古降夷了。明朝的优待蒙古人是有传统的，从开国之初就如此。靖难后，明成祖因得朵颜三卫以谋大逆，更是把优待蒙古人弄到了登峰造极。顾炎武《日知录·徙戎》：“本朝永乐、宣德间，达虏来降，多乞留居京师，授以指挥千百户之职。赐之俸禄，及银钞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达官……窃见京师达人不下万馀，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达官坐享俸禄，施施自得，呜呼！既夺赤子之食以养禽兽，而又驱其力使馈之，赤子卒至于饥困以死，而禽兽则充实厌足……土木之变，达官、东人之编置近畿者，一时蠢动，肆掠村庄，人谓之家达子……至有驱迫汉人以归寇者……而河间、东昌之间，至今响马不绝。亦自达军倡之，据有中国，谁之咎也？”后来又有满四、哱拜之乱，而朱明终不悔改。

其实明末流寇李自成、张献忠所部也有不少蒙古人和回民，这在明末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甚至当时有些陕北流寇头目本身就是蒙古降夷或回民。崇祯二年陕西巡按吴焕上奏：“秦地数千里，多深山大谷，足为盗区，西北临边，兵民杂处，汉南遥连陇蜀、雒水，黄龙山回、夷久伏，近因边腹荐饥，夷汉兵民相煽而动。”崇祯三年陕西巡按李应期奏陕北情形：“逼近夷穴，素号盗薮，近因叠荒，渠寇每勾连近边夷人，翼以逃兵，跃马张弧，出门肆掠。”《蜀记》：“闯贼发明朝投贼总兵马苛，领贼万余，内有降丁蒙古四千，由阶文一带袭川。”正因为明末陕北流寇中本身有不少蒙古人或者蒙古降夷后裔，所以他们才要强迫被掳掠的汉族人民剃发易服。洪承畴说：“（寇）年来勾虏谋不轨，日肆抢于环庆平固之间，掠一村攻一寨，将老弱杀戮，少壮男妇尽虏入巢，剪去头发”，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也发现流寇神一魁“三月初一日遣小头目二人刘恩、王从仁投见，其时俱已辫发，问之则保安勾边之日，一军皆易服矣”。陈子龙指出陕北流寇“中多夷目之兵”，所以作战方法也与北虏相同，“日寻驰逐，大概与虏同耳……健贼每人挟三四马，马必载妇女累累”，“贼之长技与虏同”。《明史·流贼传》：“一兵倅马三四匹，冬则以茵褥籍其蹄。剖人腹为马槽以饲马，马见人，辄锯牙思噬若虎豹……诸营较所获，马骡者上赏。”

明朝的流寇和北虏勾结的是很紧的，不仅是勾结蒙古人掳掠沿边塞堡，还在战略上配合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进攻明朝。而皇太极、多尔衮也为之投桃报李，只要流寇一被明朝大军围住，满蒙铁骑就会大举内犯，威逼北京，迫使明军不得不撤兵勤王。只不过这些史料在满清入关以后被大量销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崇祯十七年正月二 十七日，多尔衮以满清顺治皇帝的名义给李自成、张献忠写了一封密札：“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惟望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