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到2018年，中国市场活力显著提升，但同时催生了风险源。
在这一背景之下，监管层于2017年启动了以“去杠杆”为核心的金融治理行动。通过资管新规、通道业务整治与地方债务限额管理等政策工具重塑金融秩序，在多个维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也逐步暴露出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一是股权融资受阻，政府引导基金占风投募资比重超90%，民间资本退出通道不畅；二是地方财政与金融体系的联动减弱，城投债市场异化，借新还旧比例超80%；三是信贷结构扭曲、政策预期不稳，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歧视。
在一项基于政府合同与企业财务数据的研究中发现，2017年去杠杆政策实施后，非国有承包商的应收账款大幅上升、现金流状况恶化、股权质押频率提高、经营绩效下滑，并伴随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则不显著，反映出地方政府在债务调整中存在“选择性支付”行为。
另一项以地铁投资为研究样本的实证分析则表明，地方政府负债投资所形成的基础设施改善，有效提升了企业资产的抵押价值，增强了其信贷获取能力。
这两项研究共同表明，“去杠杆”政策不应简单归结为风险压缩过程，而应被视为一个具有复杂金融传导机制的制度调整过程。​
去杠杆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简单压降风险指标，而在于推动金融治理从“防风险为中心”向“控风险与促发展并重”的范式转型。应构建以风险治理、增长动能与制度稳定之间动态均衡为核心的政策逻辑，避免“一刀切”式收缩带来的实体经济误伤与治理效率损耗。#姚洋谈去杠杆##经济学家在微博##微博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