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其实有2波人群。
1.持有很多债务。（很少现金储备，包括现金存款），但是这类人也持有各类资产，但各类资产价格有可能被高估。
2.持有很多现金。

对于持有高额债务的这波人群（包括各类生产企业），他们持有的现金储备也叫现金流，用于维护资金链，避免出现债务违约的同时也继续生产并盈利。
其次是希望各类资产价格不断上涨，资产估值上涨可以在底层逻辑上被动降低负债率。

而对于持有很多现金的这波人群，则希望资产价格下跌，甚至债务人违约破产后低价抛售各类资产，持有现金的这波群体可以低价拿到某些优质资产。

在人类很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会发现持有高额债务的这波人群占比是很小的，且全社会总体债务规模也并不会太高。

但是近代数十年来，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这个普遍现象改变了，社会上是很大部分群体都持有很高规模的债务，社会的总债务规模很高，社会总体杠杆率水平也较高。

仔细分析金融货币体系的演变，因为社会有大量的间接融资模式叠加直接融资模式，我们能发现社会持有很大规模的债务群体已经占据上风了。
当前中国货币供应量为325万亿人民币，而社会融资规模则高达424万亿人民币，而且这个社会融资规模是被低估的，因为这个社会融资存量规模中，并不会统计很多企业的三角债和多角债，以及各类民间高利贷，网络贷诸如此类影子直接融资债务规模。

根据宏观经济第1交易支出公式：（买方的）支出=收入-储蓄+信用-到期债务本息。
那么巨大规模的社会融资债务规模的到期债务本息支付压力就一定会抑制社会的总体支出能力。宏观经济就必然会逐步减速。
这个时候要继续维持债务人的资金链，以及维持宏观经济的总体增速相对稳定而不失速。很显然必然采用的应对策略是：1.降息。2降准或增量再贷款增加基础货币供应，继续洞开信贷的闸门来维持适当的增量信用，避免债务经济体的资金链断裂而导致债务危机并传递导致经济危机。其次是维持社会总体的支出能力维持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

但是也很显然，这个应对方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在底层逻辑上属于抱薪救火的行为，因为继续增量信用会继续累积增长社会的到期债务本息支付压力。
【所以这也就能逻辑通顺地解释过去上十年来中国一直处在频繁降准和降息的通道中，而且即使如此，宏观经济发展增速也在降低，且PPI同比增速长期负值，甚至出现PPI和CPI连续多月双负值的现象。】

再深入分析下去，会发现中国如此巨大规模的社会融资规模，已经超过中国央行基础货币供应的10倍规模以上，仍未显性爆发债务危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电子货币及其交易支付系统是核心且唯一的原因。
这种电子货币及其交易支付系统在底层逻辑上能做到在金融银行系统内，只需要极低的超额准备金（率），只需约2-3万亿人民币规模，就能维持庞大规模的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并能在社会上产生超过100万亿人民币以上的流通货币供应效果。

而且只要这种底层逻辑不被某些因素打破，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是掌握在那些手里握着极大规模现金储备的人的手中的，他们有动机，且有能力引爆债务危机，并导致各类资产价格雪崩式下跌的。而又根据中国电子货币金融体系的特征，要引爆债务危机必须先引爆金融危机才能做到。

所以我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一定会首先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个词也经常被国家最高领导和央行反复提及】。而这一切的唯一根源来自于资本外流。例如贸易战与贸易封锁，就有刺激资本外流的作用，其次社会因素与军事战争因素等都具有类似的功能和作用。

因此，我们密切关注各类大宗资产的价格走势【资产价格下跌也能导致债务人的资产负债率被动提高】，以及关注央行外汇资产的净减值现象。

以前我强调过，假如不能用演绎法思维看到社会宏观经济与金融货币体系各类新事物导致体系的逐步演变，无法看清楚客观事物的发展轨迹和方向，那么未来很多金融大资本不会知道自己是如何嗝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