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 明英宗北狩记
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刺俘虏,但实事求是的说,瓦剌首领也先待他不错,后来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也先每二日给明英宗羊一只,七日给牛一头,逢五、逢七、逢十日便举行宴会,“宰马设宴,出其妻四人以次奉上酒,歌舞以为娱”(刘定之《否泰录》),“也先每宰马设宴,先奉上酒,就自弹虎拨思儿唱曲,众达子齐声和。得知院、大同王、赛罕王跪奉上酒”,“也先请上至其帐,奉酒弹唱。也先三妻皆出,叩头献铁脚皮(岩羊皮)。”(袁彬《北征事迹》),每天给牛奶、马奶,“每出猎,则又以其所获野马、黄牛之类来献”,“上在行营,或坐暖车或乘马途中,达子、达妇遇见,皆于马上叩头”(袁彬《北征事迹》),“也先亲来与爷爷上寿,进黄蟒龙貂鼠皮袄,杀马做筵席。”(哈铭《正统临戎录》)又送给他六名美女侍寝,还要把妹妹嫁给他,明英宗答以“驾旋而后聘(《明史·袁彬传》)”。
明英宗在瓦剌是有后人的,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国朝宫史》卷二载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上谕:“正统间事史书所载不能明确,其在沙漠尝生一子,今有裔孙现在旗下。”此事《清圣祖实录》、《东华录》均有记载,康熙皇帝想必不会在记入国史的上谕中编段子。明代波斯文史料《中国志》中对此也有记载:“也先太师把自己的公主(应是侄女)嫁给了朱祁镇,收养他为女婿。”清初黄家鼎《榕村语录续集》:“上言今口外四十八家达子,四十家俱元朝之后裔,八家是其国人。又纪载言,擒正统事……彼国待之甚有恩礼,与之胡后,生一子。天顺立,亦不取其后与子。其子孙,今亦为八部落之一。上乃见其王而问之,渠亦自知为天顺子孙也。师问曰:‘其人似中国人面貌,抑似骚达人面貌。’上曰:‘骚达的狠!其母系彼国人,又数世相习,如何尚似中国人?’”明末蒙古人写的史料中,明英宗在瓦剌的妻子名字叫做“莫鲁”,所生的后裔为蒙古阿苏特(阿速惕)部的首领塔勒拜拓不能,莫鲁是也先的侄女、护送明英宗到达野狐岭大哭而去的也先弟弟伯颜帖木儿之女。不过蒙文史料中说英宗复辟以后不来瓦剌取他的胡后和太子,是不正确的。其实明英宗还是过问过的,很可能还造成了明朝的另一起冤案。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人臣渔色无等”条中记载:“英宗返正时,诘问达官吴宫保曰:‘也先何以失信。当时曾许以妹归朕,今女安在?’也先云:‘已为石亨夺去,且尽杀其媵矣。’上戒宫保勿言,亨坐大逆夷灭。淫夫渔色至此,真胆大于天,其中得其良死者幸也。”也先要把其妹嫁给英宗,这是载之明朝国史的,《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载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英宗谕大同总兵官刘安:“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我回京,仍正大位。尔奏报皇太后,朕虽虏中,身体无恙,若再遣使臣,多赍表里物货,前来给赏,可得早回。”刘安转奏朝廷,遭到郕王严厉训斥。此时郕王尚未为景泰帝,后来英宗返回北京后即遭景泰帝软禁七年,也先的妹子不可能不嫁久等,待到英宗复辟以后,也先只能拿假话来搪塞。所谓媵者,当指伯颜帖木儿之女莫鲁,古代贵族女子出嫁,以亲族为媵。也先之妹既已它适,失信于英宗,莫鲁也就不敢遣往北京,以免莫鲁母子到北京说出真相,只能又搪塞为莫鲁等也被石享所尽杀的假话。
明英宗在漠北待了一年时间,也先催促明朝派人来把他接回去。临别连续数日设宴践行,“也先弹琵琶,其妻举酒”,又解所佩弓箭战裙相赠,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亲自将其护送到野狐岭后,大哭而归,“众达子罗拜伏地恸哭辞去”。明英宗在瓦剌时,伯颜帖儿木经常带着野味来找明英宗喝酒聊天,无话不谈,还安慰明英宗要宽心,说定能重回明朝。也先部将昂克送别明英宗后,于“中路射麞”,又“驰十数里来献”。(刘定之《否泰录》)也先还害怕明英宗在回北京的路上遇害,“遣达子勇壮者二十人送驾,不离左右,夜则围宿,虽都御史杨善等不得近。”(《英宗实录》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
其实也先在俘虏明英宗后不久,就想放他回明朝,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也慷慨陈词:“他不曾做歹,我每也曾受他的好赏赐,好九龙蟒龙。天地怪怒上,今日到我每的手里,上天不曾着他死,我每怎么害他性命?那颜(蒙古贵族)图万年的好名头落在书册上,差人去报他家里知道,着差好人来取,那颜这里差好人送去。”当时明朝和瓦剌是因为贸易纠纷引发的冲突,双方的矛盾并不是太大,而贸易纠纷产生的原因,后来明朝的使臣也承认双方都有责任。(《明史·杨善传》)也先通过各种渠道向明朝传递信息,要明朝派人来接明英宗回去,结果也先派来的使者连续四次都被明朝给杀了。明英宗也亲自派身边人携书信至明朝,要明朝派人来接他,但英宗的弟弟景泰帝却以各种借口不派人来接,后来直接对主张迎回英宗的大臣们说,“不是我贪恋皇位,是你们硬要把我推上宝座,现在又找这么多话来说干什么?”还派太监追着辱骂主张要接回英宗的大臣“你们谁像文天祥、富弼!”于谦也独排众议说:“社稷为重,君为轻”,阻挠英宗回朝,致使英宗在瓦剌滞留一年时间。《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中的这段记载是极有价值的:“英宗正统十四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先拥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币,约赂至即归上。都督郭登闭门不纳。上传旨曰:‘朕与登有姻连,何外朕若此!’登遣人传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 ”八月二十三日,明英宗刚刚被俘虏八天,郕王在北京还是监国的身份,但明朝已经拒绝以赎金换回明英宗。《春秋》之义,“君忧则臣辱,君辱则臣死”,郕王、于谦、郭登见君父陷于危亡,可救而不救,亦咄咄怪事矣!
后来也先扬言,如果明朝不来接明英宗回去,他就要“人马扰边,十年不休”(李实《北使录》),景泰帝只能派右都御史杨善到瓦剌去议和,“止言息兵讲和,不及迎复上皇意”,在给也先的敕书中态度还很踞傲,实有借也先之手杀明英宗之意。先是明朝使臣李实等人到瓦剌后,也先就责问他们,身为明朝臣子,你们为什么不把明英宗接回去?明英宗也质问李实,“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来迎我回?”(李实《北使录》)所以杨善稍后到瓦剌后,就自作主张把明英宗接回来了,这并非景泰帝的意思,“帝终不听,已而善竟奉上皇还。”(《明史·王文传》)“时举朝竞奇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旨,薄其赏。”(《明史·杨善传》)明英宗的回朝,明朝内部是经过非常激烈的博弈的。杨善后来是夺门之变的发起人之一,被明英宗封为兴济伯,他在土木堡之变以前就是英宗的近臣,夺门之变后力主杀于谦、王文。
明英宗北征之时,命他的弟弟郕王留守北京,结果他在被瓦剌俘虏仅21天后,掌握北京兵权的于谦就迫不及待拥戴郕王做了皇帝。其实在此之前,也先已经叫人通知明朝来接明英宗,“索金币,约赂至即归上”,被于谦阻止。所以后来明英宗杀于谦的时候,定的是谋逆的罪名,当时还有人主张于谦应该灭族、凡是于谦推荐的文武大臣都应该诛杀。于谦虽然在北京保卫战中有功,但所为还是有不妥的。在迎回英宗的最后关头,于谦虽然也出了一些力,英宗终难见谅。《明史·于谦传》中说,于谦是一个性格偏激,自视甚高,天天以爱国者自居、刚愎独断的人,在满朝文武面前态度也很傲慢,“谦性故刚,遇事有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又还爱动辄主张杀不同意见的大臣,所以得罪的人很多。《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四载夺门后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屡请诛于谦、王文等,指责他们“朋奸恶党,逢迎景泰,易立储君,废黜汪后,卖权鬻爵,弄法舞文……包藏祸心,阴有异图,欲召外藩,入继大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地方上的士兵已经自行把于谦的亲信将领永清左卫指挥同知黄瀚捆绑起来,押送北京,要求朝廷治罪。明英宗向全国下的诏书中也说“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统,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虏之变,惟以宗社生民之故,亲率六师御之,而以庶弟郕王监国……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意思是他在帅师北征之后,北京发生了政变,他的皇位被篡夺,就是土木堡战败可能都是某种阴谋运作的结果。此后群臣更加激愤,甚至要求将于谦活剐,其他人斩首。明英宗从轻处罚,“命斩于谦、王文、王诚、舒良、张永、王勤于市,籍其家。”
细读《英宗实录》土木堡之变发生后郕王监国时情形,包括传檄沿边诸将禁止英宗回朝,借口“虏寇设计诈诱,中国惟知社稷为重”,不准英宗信使入关,“不问真伪,一切拒之,毋堕奸计”,甚至向朝中封锁英宗的消息,不准边将上奏,此后又屡杀也先和英宗信使,以及借口诛杀王振党羽而对英宗旧人的清洗,伪造英宗禅位郕王的口谕,参考当时人的各种著作,英宗夺门后“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的指控,并非没有根据!以当时史实观之,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北京确实是发生了政变的。孙太后所谓要郕王即皇帝位的命令,不过是被群臣所逼,她很可能不知道英宗已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甚至很多大臣都不知道。郕王和于谦等人完全封锁了英宗下落的消息。至于郕王登极前的三请三让,那是历代篡位者都要演的戏,是必须要有的固定程序。《春秋》书法往往为贤者讳,于谦亦一时之贤者,所以后来的史书对这段历史多隐讳,采取了模糊化的处理。
明英宗回到北京后日子反而不太好过,他的弟弟景泰帝害怕他复辟,把他软禁在南宫里,还不准大臣探视。生活必需品也经常短缺,明英宗的钱皇后等嫔妃不得不做一些刺绣,让人带到宫外去卖,换取一些生活物资。明英宗夏天爱坐在南宫的大树下乘凉,景泰帝就叫人把这些大树全部砍了。明英宗在北京软禁中这种提心吊胆和艰难的生活一共持续了七年。因为这段经历,使他开始同情起受到政治迫害者,他在重新登上皇位以后,下令释放已经被关押了五十多年的建文帝幼子朱文圭,并赐给宫人,让他居住在凤阳,每月提供生活物资。朱文圭仅仅两岁时,就被明成祖朱棣关押,放出来的时候连牛马都不认识。明英宗的左右亲信近臣阻止,认为放出来会对明英宗构成政治威胁,结果明英宗回答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表现的极为豁达大度,意思是建文帝的后人如果真能重登皇位,这也是上天的意思,不必阻止。这些左右近臣听后,深自惭愧。明英宗临终前又废除朱元璋搞的用嫔妃殉葬的祖制,这些举措被当时人评为“善政”。清初史官傅维鳞评价他说:“夫帝以一人之身,前后不啻径庭,盖前以未愔世故,屡明夷之危后,以险阻备尝,成贤明之治。”
也先之所以善待明英宗,按明人皇甫录《近峰纪略》所说:“刘太卿棨,言英宗土木之难,几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苏州人,少随夫戍边,被汝父掳回,与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国,为今天子臣,臣无杀君之礼,跪且泣以请,也先从之,英宗得还。’此说不见记载,太卿掌诏敕,在内阁四十余年,必有所授之也。”
此事,蒙文史料《蒙古源流》卷五亦有类似记载,“卫拉特之巴噶图特锡赉汗又饧古勒觧之曰:‘可擒获大明汗,付与阿苏特之阿里玛丞相。由是加兵于大同地方,擒获大明正统汗,谓应梦兆,交阿里玛丞相,留养于六千乌济叶特之高阜和暖地方。及归,令云:‘谁若将捉获大明汗之事,先我告知我母,我必杀之。至家,抱其母云 ‘重生我矣’。母问:‘吾儿,汝此言擒大明汗之事乎? ’乃问曰: ‘此谁所言耶? ’曰: ‘永谢布之布库索尔逊喜极所言。’也先汗不听其母劝止,竟杀布库索尔逊,挂于树间。”也先害怕其母知道俘虏了明英宗,可能其母确系苏州汉族。
此段民族团结的佳话,比文成公主和亲吐蕃要更真实的多,可惜知道的人太少。唐朝人李中的诗:“蛾眉翻自累,万里陷穷边。滴泪胡风起,宽心汉月圆。飞尘长翳日,白草自连天。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唐朝时每嫁一位公主和亲,嫁妆耗费五百万缗,相当于东南二十五个大县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又并不能真正起到民族团结的作用。唐高宗咸亨元年,吐蕃和唐朝就大打出手,唐将薛仁贵大败,丧师十万,“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成为唐朝的大患,而此时文成公主还在吐蕃。唐朝的静乐公主和宜芳公主在嫁到库莫奚和契丹和亲后仅仅六个月,就双双被库莫奚和契丹砍头祭天,结束了她们短暂而悲惨的一生。前者翦伯赞已指出汉朝与匈奴的和亲是“中国的公主,仍然一个跟着一个送到匈奴的单于庭,但这并不能停止匈奴马蹄的南进。”文成公主的和亲促进了民族团结,其实也是现在教科书中瞎编出来的说法,根本就不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多宣传真的民族团结,不要宣传那些假的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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