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从来没有看过任何女性学者或者原住民学者的观点，动辄引用一些西方男性学者的论述来否定母权社会的存在，仿佛西方男性学者说的话就是普遍真理。但我们不妨来看看，女性母权研究者和原住民学者是怎样评价这些男性学者的。

第一张图是现代母权制研究的奠基人海德（Heide Göttner-Abendroth）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她指出，列维-斯特劳斯把社会的起源归结为以男性为核心的亲属结构与战争交易，其“女性交换”理论认为女性只是男性之间的交换物。这种理论彻底剥夺了女性的历史地位，反而将后起的暴力、掠夺、物化女性等行为，倒置地投射为人类社会的“起点”，目的是要把父权制度合理化为“永恒的自然秩序”。

而易洛魁原住民学者芭芭拉·爱丽丝·曼则指出，19世纪被奉为“易洛魁专家”的刘易斯·亨利·摩尔根写下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系列的扭曲社论，尽管原住民社会内部早已有清晰的母系继嗣结构，摩尔根却无视女性地位，强行将女性描绘为男性的仆人，甚至荒唐地声称连那些拥有实际权力，能挑选和罢免男性酋长的女性领袖（gantowisas）也“自认为是从属的”。

20世纪的西方人类学家基本上在延续那套带有性别偏见的话语，比如人类学家戈尔登韦泽在不了解氏族母亲议会以及联盟中地方与联邦之间的互惠结构时，断言女性没有投票权，并将易洛魁中的女性地位当作社会停滞不前的标志，潜台词是女权等于倒退，女性有权力等于原始。

西方理论的支持者，实际上崇拜的是西方父权学术体系。他们否定女性和原住民学者的观点，把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男性——合理化为万事万物的终极真理来源。

还有结构主义，我不知道结构主义究竟有什么好推崇的。它将“二元对立”视为所有文化的基础，这本身就是一种根植于西方思维方式的偏见。许多原住民文化中根本不存在那种僵硬的二元划分，原住民的世界是循环的、流动的、千变万化的，人们所要做的，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把握平衡、好好生活。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原住民文化强行套入二元对立的框架进行分析，其得出的“学术结论”基本上就是对原住民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智慧的完全扭曲。

西方人类学从它诞生之初甚至到现在，都充满了殖民主义的气味，并不是真正寻求对原住民的理解和尊重，而只是在替殖民权力提供知识工具、解释框架和合法性，所以很多原住民才会特别厌恶人类学这个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