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北京是发生了政变的，明英宗被阻止回朝，被迫滞留瓦剌一年】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三：“英宗正统十四年秋八月……二十三日，额森（也先）拥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币，约赂至即归上。都督郭登闭门不纳。上传旨曰：‘朕与登有姻连，何外朕若此！’登遣人传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 ”土木堡之变发生于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三日明英宗刚刚被俘虏八天，郕王在北京还是监国的身份，但明朝已经拒绝以赎金换回明英宗。《春秋》之义，“君忧则臣辱，君辱则臣死”，郕王、于谦、郭登见君父陷于危亡，可救而不救，亦咄咄怪事矣！

先是土木堡英宗被围时，镇守宣府的明朝大将杨洪坐视几十万大军覆没而不救，而宣府距离土木堡很近，仅半天路程。夺门以后的内阁大学士李贤在《天顺日录》中说：“洎正统十四年，虏酋也先大举入寇，洪在宣府，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及胡人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视君父之难略不为急，所存心可知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敌益增。时杨洪总兵在宣府，或劝洪急以兵冲敌围，驾可突出，竟闭城不出。”那么这个长期镇守边关的明朝大将杨洪真的是胆小如鼠之辈吗？根本不是！《明史·杨洪传》中说“洪独以敢战至大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实际上瓦剌人很怕他！明英宗被瓦剌人俘虏以后，杨洪得到了景泰帝的宠遇，授奉天翊卫宣力武臣，封昌平侯，予世袭，佩镇朔大将军印，“从子能、信充左右参将，其子俊为右都督，管三千营。洪自以一门父子官极品，手握重兵”，“洪父子兄弟皆佩将印，一门三侯伯。其时称名将者，推杨氏。”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载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英宗谕大同总兵官刘安：“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我回京，仍正大位。尔奏报皇太后，朕虽虏中，身体无恙，若再遣使臣，多赍表里物货，前来给赏，可得早回。”刘安转奏朝廷，遭到监国的郕王严厉训斥，此时郕王尚未为景泰帝。英宗后来返回北京后即遭景泰帝软禁七年。

明英宗北征之时，命他的弟弟郕王留守北京，结果他在被瓦剌俘虏仅21天后，掌握北京兵权的于谦就迫不及待拥戴郕王做了皇帝。其实在此之前，也先已经叫人通知明朝来接明英宗，“索金币，约赂至即归上”，被于谦阻止。所以后来明英宗杀于谦的时候，定的是谋逆的罪名，当时还有人主张于谦应该灭族、凡是于谦推荐的文武大臣都应该诛杀。于谦虽然在迎回英宗的最后关头，也出了一些力，英宗终难见谅。

《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四载夺门后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屡请诛于谦、王文等，指责他们“朋奸恶党，逢迎景泰，易立储君，废黜汪后，卖权鬻爵，弄法舞文……包藏祸心，阴有异图，欲召外藩，入继大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地方上的士兵已经自行把于谦的亲信将领永清左卫指挥同知黄瀚捆绑起来，押送北京，要求朝廷治罪。明英宗向全国下的诏书中也说“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统，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虏之变，惟以宗社生民之故，亲率六师御之，而以庶弟郕王监国……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意思是他在帅师北征之后，北京发生了政变，他的皇位被篡夺，就是土木堡战败可能都是某种阴谋运作的结果。此后群臣更加激愤，甚至要求将于谦活剐，其他人斩首。明英宗从轻处罚，“命斩于谦、王文、王诚、舒良、张永、王勤于市，籍其家。”

细读《英宗实录》土木堡之变发生后郕王监国时情形，包括传檄沿边诸将禁止英宗回朝，借口“虏寇设计诈诱，中国惟知社稷为重”，不准英宗信使入关，“不问真伪，一切拒之，毋堕奸计”，甚至向朝中封锁英宗的消息，不准边将上奏，此后又屡杀也先和英宗信使，以及借口诛杀王振党羽而对英宗旧人的清洗，伪造英宗禅位郕王的口谕，参考当时人的各种著作，英宗夺门后“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的指控，并非没有根据！以当时史实观之，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北京确实是发生了政变的。孙太后所谓要郕王即皇帝位的命令，不过是被群臣所逼，她很可能不知道英宗已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甚至很多大臣都不知道。郕王和于谦等人完全封锁了英宗下落的消息。至于郕王登极前的三请三让，那是历代篡位者都要演的戏，是必须要有的固定程序。《春秋》书法往往为贤者讳，于谦亦一时之贤者，所以后来的史书对这段历史多隐讳，采取了模糊化的处理。至于坐视英宗被俘而不救的宣府守将杨洪，在英宗夺门以前，他已经死了，不然恐怕是很难逃脱被清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