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四）

我们老家离父亲的饲养院有七八里路。每天傍晚，母亲早早地把晚饭做好，我和弟弟便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奔着给父亲送饭。

来回十几里路，虽然辛苦，但想到父亲一个人在饲养院里劳作，我们也就不觉得累了。送一次饭，父亲能吃三顿。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父亲终于找到了中转房，我们于1978年底举家搬到了新村。

虽然心里特别厌恶大姐夫，但不得不承认，这次的帮忙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

以前的生产队，人多地少，父亲和两个哥哥一年的工分，还不够勉强维持全家温饱的口粮钱。辛苦一年，工分钱不够，还要倒贴买粮钱。

到了新的生产队，地多人少，不仅粮食可以解决一家的温饱，扣除口粮钱，父亲和两个哥哥一共还能分红一百多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日子渐渐有了盼头。

1979年1月11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对绝大多数已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其子女家庭出身统一改为“社员”或“工人”，档案中不再保留阶级成分记载。

压迫了我们父母三十年的富家分子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那一年，大哥很快找到了心上人，不到一年就和大嫂结婚了。二哥也在次年结婚成家。三哥赶在超龄前的最后一年，参军入伍，弥补了我们家子女没人当兵的缺憾。我们全家的生活也迎来了新的曙光。

我也从老家转入新的学校，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不到半学期，我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改选为班级学习委员，戴上了两道杠。

大外甥年龄比我大，但比我低一年级。二外甥比弟弟大，他俩同班。

基因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直到小学毕业，我和弟弟一直是班级的第一名，两个外甥一直是班级的倒数第一。我们爷四个成了学校老师和学生聊天的谈资。

小学四年级，我被选为学校的大队长，戴上了三道杠，而我的两个外甥，小学还没毕业，就陆续退学了。

我们全家的日子稳步向好，这让早已习惯了俯视我们一家的大姐夫很不适应，难以接受。

我们的家，离大姐家不过五百米的距离。自从父亲在他家吃饭被怠慢后，我们全家极少登他的家门，他来我家的时候，我也从不理会他。

怕大姐伤心，妈妈跟大姐解释道：“如果你想我们了，就常回家来看看，我们不去你家，你也别难受。”

大姐说，她理解，少和他接触，也省得大家生闲气。

我们都不去他家，但隔三差五，他有脸没皮地，总是犯贱来我家自找晦气。

有一次，大姐夫来我家，当时家里只有妈妈和我在，我没搭理他，一个人在看书。

他当即表达不满：“一天只知道抱本书，如果念不出个名堂，将来要饭都找不到门口。”

我当时虽然只有十来岁，但脾气倔得很，不惯他这个毛病，当即反击：“放心，你记好了，将来我就是要饭，也绝对要不到你家的门口！”

大姐夫被我呛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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