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萌战前夕《NEJM》的会议记录，咱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怎么搬过来，倒不是因为太冗长，而是咱不是医护或法律学者，也不是美国人，更不懂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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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参加会议的人懂美国就行，会议不仅有《NEJM》主编和公卫领域的法律学者，还包括许多参加过医保工作的联邦政府前任官员。

这场关于医保的圆桌会议，揭示了美国医保一些的问题，比如公有医保和医疗补助的巨大窟窿、涨薪速度跟不上保费飞涨和自付费用、缺乏严格的药品价格谈判，以及医保资金池巨大盈余的未知去向等。

但是这些都不是关键，美国的医疗保健问题，在于它平等地压迫系统里的每一个人。

正如Ruqaiijah Yearby教授所言，结构性歧视利用法律、政策和做法来构建相辅相成的系统——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从而使一个群体受益，使另一个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继而导致不平等。

在整个医疗保健体系里，不管是穷人富人也好，有无参加医保也好都是韭菜，唯一获利的只有美国的医生阶层和背后支持医生的势力。因此就有了美国医学会（AMA）这个利益集团，从二战结束后利用意识形态推销私人医保，通过组成游说集团阻碍医保改革。

美国和韩国的医生，跟国内医生作为单纯高级技工的定位完全不同，理论上跨过医学院的门槛，就等于半只脚踏上人上人的旅程。它们有着成熟的方式维护和固化医生阶层的利益，比如严格控制医学院进出，去年尹卡卡也在这个问题上翻车。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5+3”出来的带V，一本正经地给“4+4”说好话，不仅如此，它们还希望其他很多事情都向美国的方式看齐，就像免疫规划和用药建议等。

有些还没熬到退休年龄，知道自己在“4+4”的问题上惹了众怒，只能找个台阶悻悻离去；而有些这辈子多半不会进入到医疗系统里，自然是无所谓了。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那句老话：“亲不亲，阶级分”。医生阶级在国内成不了气候，说明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建设，没偏离当初设定好的大方向。

只不过就目前医改的大背景，我国的医疗保健体系以后还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两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