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五)
1982年,我们家乡开始包产到户,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一年,二哥娶了媳妇,三哥当兵入伍。我念初二,也加入了共青团。
父亲带着大哥和二哥,用心耕耘,庄稼年年获得大丰收。农忙之余,还做着小买卖,家里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曾经的优越感没了,大姐夫面对我们全家的蒸蒸日上,心态失衡。
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对我们一家少有建设性的帮助,却一味躺在所谓的“功劳簿”上邀功买好。逢人便说,如果不是他把我们一家迁过来,就根本没有今天的好日子。
妈妈曾经提示过他:“你把我们全家迁过来,我们都记得你的好,也领你的情,但也不用天天挂在嘴上。”
1983年,父亲申请了宅基地,我家开始动工建房。二姐夫是瓦匠,他找的包工头。大姐夫和二姐夫在一个屯,二姐夫随和幽默,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他。正是这个原因,让大姐夫视二姐夫为仇敌。二姐夫大度,从来不和他一般见识。
房子建到一半,大姐夫从不伸手帮忙,却三天两头来巡视,吹毛求疵地挑毛病。有一次,他直接把包工头惹急了,带着七八个施工师傅撂挑子不干了。还是父亲和二姐夫带着礼物上门道歉解释,施工师傅们才返回开工。
1984年,我们家终于住进了青石打造的新房,虽然只有三间卧房,一间灶房,但宽敞、明亮,身在其中,内心都是敞亮的。其实,入住新房的,只有父母,四姐,还有我和弟弟。当时,三个哥哥都已经结婚单过了。
从心里说,我们家的男孩们还算有出息。父母没给房子,也没出彩礼,三个哥哥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娶妻成家。三个哥哥结婚的新房都是临时借他人的老破小,但没过几年,每家都建起了气派的新房。
那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第一中学。初中几个班级,能考上高中的没几个,能考上一中的更是寥寥。那时,农村孩子初中升高中的难度,不亚于高中考大学。
大姐夫狗改不了吃屎,他看不得我们一家过得比他好。对我也是无事生非,造谣诽谤。
一次回家,妈妈问我:“你是谈对象了吗?你大姐夫来告状,说你和一个大姑娘在压马路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大脑迅速回忆相关细节。
我想起来了,昨天我从学校放假回家,曾在村西的马路上与他擦肩而过,我没搭理他,当时,和我同方向行走的,是有个女孩,但我根本不认识,两人也没有言语的交流。妈妈说,我当然相信自己的儿子。
那天暑假,我正在家里看书。同村的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来敲门,告诉我父母,大姐在山上给果树打农药,中毒了,正在镇里的卫生院抢救呢。
我陪父母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卫生院,大姐已经昏迷了,医生正在抢救,当时大小便已经失禁了,整个人下意识地抽搐,双手抓挠,双腿蹬踏,医生让我用力按住她的双腿,我父母分别拉着她一只胳膊,避免影响抢救。
而那个没有担当的男人,却蹲在医院的走廊里,不停地抽烟。他的两个儿子也不知干什么去了,竟然没有一个在身边。
有惊无险,大姐总算被抢救过来了。事后不久,听大姐和妈妈聊天,说起当时抢救的情景。
大姐说,大姐夫告诉他,当时我嫌大姐失禁的味道,用手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我气得无语,这个男人,当真是让我失望厌恶到极点
。妈妈说,你当时又蹦又挠的,我们三个人都摁不住,哪有功夫嫌味儿捂鼻子?大姐说,我压根儿就没信他的鬼话。
大姐从鬼门关上走一回,命是保住了,但身体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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